（承接之前“敦煌系列”，希望能得到大家的一张月票！）
2003年，暑假里的一天，来自长福三中的张潮和同学们走进敦煌博物馆前，对敦煌的认识还只有三样：飞天、经卷和沙子。
飞天印在旅游手册、明信片和矿泉水瓶的包装上；沙子则无孔不入，鞋里有，裤脚上有，最可恶的是连领子里都有。
现在，他们来看经卷。
“大家先把随身听收起来。”带队的语文老师张婷，“今天看完要写参观感想，参加‘传统文化在我身边’征文大赛的选拔要用。”
刘旭阳在队伍当中小声地抱怨：“去哪儿不是写，非要来这里吗？快热死了！在家看下纪录片也就行了吗？”
学生们小声地笑了起来，张潮也跟着笑了一声，他对这里其实也没有多少兴趣，毕竟在电视里看得太多了。
上午在莫高窟，他们只能跟着规定路线看几个开放洞窟，窟内不许照相，北区更是远远隔在警戒线外。
现在进了博物馆，他最先感到满意的是里面有冷气，不用再被烤得和羊肉串一样了。
负责讲解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讲解员，姓马，听说祖上曾经带过那个外国人来过这里。
她把一群学生带到第一座展柜前，没有先讲那些宏大的佛经，而是指着柜中一张颜色发黄、字迹歪歪扭扭的纸。
“先猜猜这是什么。”
“账本？”
“情书？”
“检讨书！”
讲解员笑了：“差得不远——这是一千多年前一个学生的习字本，旁边还有九九乘法表。”
玻璃下面的纸上，一排字写得端正，下一排便有些松散，有些洇开得墨团把两个字糊在了一起。
张潮凑近看了看，觉得它倒是和自己抽屉里那本写到后面便越来越潦草的练习册很像，可以看出写字者心里的不耐烦。
“敦煌经卷既然叫经卷，这里面不应该都是经书吗？”来自文科重点班的兰婷好奇地问。
“这是误会。这里确实有大量佛经，但也有官府文书、户籍、借粮契约、账本、医方、星图、乐谱、书信和小孩子的作业。
它们的年代从4世纪延续到11世纪，使用的文字接近20种，由官员、商人、小吏、百姓、僧人……无数种身份的人共同写成。
皇帝做了什么，正史里可能有；但一个敦煌人干旱时借了几斗麦子、一个孩子哪天挨先生罚抄，只有这些纸能告诉我们。”
庞云又看了一眼那张习字纸，嫌弃地说：“这个学生的字写得真丑！”
“所以你写作业要认真一点。”张婷老师一本正经地说，“说不定一千年以后也有人隔着玻璃这样说你的作业。”
学生们都被逗得笑了起来。
下一座展柜里是《金刚经》的复制品，卷子被全部展开，接近5米长，前端印着佛陀说法图，末尾有一行题记。
讲解员让他们看日期：“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换算成公历是868年5月11日。王玠为了给父母祈福，出资印造，普施天下。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有明确日期的完整的印刷书籍！”
“比欧洲早多少年？”张潮问。
“如果你们想到的是古登堡，早了将近600年。它证明9世纪，中国已经可以把雕版、插图、长卷装帧这些技术完美结合起来。”
张潮心想原来展柜里最有名的一张纸，并不是皇帝下令印的，只是一个叫王玠的人想替父母做一件好事——时间果然很公平！
星图前面围的人更多，12幅长方形的星图依次排列，末尾还有一幅北天极附近的圆图。
投影仪把其中一段放大到墙上，红、黑两色的小圆点密密麻麻。
“这里一共标出了1300多颗星星。”讲解员说，“研究人员根据避讳字、书体和天象资料，判断抄绘年代大约在7世纪后半叶。
法国天文学家、中国文献专家和敦煌研究院合作，把星位输入计算机，发现多数星点与实际位置的误差只有几度。”
和张潮同班的音乐才女宋诗语抬头数了一阵：“没有望远镜，他们怎么画的？”
“一代代观测、记录，再把不同纬度能看到的星象汇总起来。这可能是正式星图的副本，也可能是观星使随身使用的记录本。
敦煌文献有趣就在这里——它既给了你一个答案，但也会顺手再留下几个问题。”
乐谱展柜旁边放着三副耳机，宋诗语戴上一副，听了十几秒便皱起眉头。
“怎么同一首曲子有三种演绎方式，听起来还完全不同，几乎像三首曲子了？”
讲解员有些惊讶：“你听出来了？那是因为敦煌琵琶谱只留下了指法谱，没有把节奏、速度和轻重的要求完整展现。
中国、日本和法国的研究小组各自复原，谁也说服不了谁。2000年的世界敦煌学大会上，为这个问题争论了两天。”
“那到底哪一种是真的？”
“也许都不是真的。”讲解员说，“也许都是真的。毕竟是失传了1000年的声音，我们今天能听到就是一种幸运了。”
经过契约文书区时，学霸申明一眼就认出了“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两行字，立刻招呼其他人来看。
讲解员告诉他们，这是一份“放妻书”的程式范本，能证明唐五代的婚姻都相对自由，夫妻可以合法离婚。
旁边还陈列着一位尼姑临终处分财物的遗嘱、寺院借贷粮食的账目和边军领取衣粮的名册。
学生们熟悉的那些历史与常识，在这一排排玻璃柜里渐渐变得陌生起来。
律令说僧尼应当舍弃私产，遗嘱里却有土地和牲畜；诗里写着边塞月色多美，名册上却记着某个士兵多领了一匹布挨打。
张潮原以为古代只剩下书本上那些大人物的事迹和语录，原来普通人的争吵、欠账和错别字，也能在沙漠里活过一千年。
展厅尽头摆着一排笨重的显像管电脑，屏幕上是“国际敦煌文献总库”。
讲解员说，全部文献已经完成了数字编号和第一轮扫描，但释读出来的还不到一半，残片每天都在缀合，目录也在每年修订。
“学界有一句玩笑，敦煌学是‘一张纸出一个博士’。在别的专业，是博士生找课题；在敦煌，是数不清的课题等着人来做。”
电脑旁的世界地图上还插着一圈小国旗，法国、英国、俄罗斯、印度……不少国旗下面都写着“理事国”或“成员国”三个红色大字。
而格外惹人注目的是，美国国旗下面是一块灰色牌子，写着“观察员”三个小字。
庞云看了半天，好奇地问：“美国这么强大，它怎么不是‘成员国’或者‘理事国’？”
讲解员说：“要想取得‘成员国’或者‘理事国’的资格，不仅对敦煌研究要有贡献，还要要签署《敦煌宪章》，承认所有经卷自始属于中国。
外国有些博物馆还藏有一些其他窟的散卷，我们也要求必须公开相关收藏的来源，接受统一编号，并向敦煌提交完整影像。
美国学者可以来敦煌研究，也可以参加课题组；但美国政府一直没被接受成为理事国，所以他们没有表决权，只能‘观察’。”
“他们为什么没有被接受成为理事国？”
讲解员指了指前面：“最后一个展厅，就是答案。”
展厅门楣上只有五个字：【索雷尔家族纪念馆】
展厅中央是一座近20米长的敦煌沙盘——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戈壁、旧驿道，全用深浅不同的沙砾和石块塑了出来。
天花板上的灯光在缓慢移动，沙盘上的光景也不断从清晨的灰黄变成傍晚的暗红色。
牌子上写着：
【本沙盘所用黄沙，1902年由莱昂纳尔·索雷尔从敦煌运往纽约；1988年纽约保险库开启后，经司法移交全部送还中国。】
“还真是那些沙子？”庞云趴在围栏上问。
“四百二十二箱，一箱不少。”讲解员说，“木箱保存在后面的库房里，里面的沙子经过清理和检测以后，都用在了这里。”
沙盘侧面有一只恒温展柜，里面铺着一块已经发褐的布，正面写着：
【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背面则是：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这是骂美国人的？”张潮问，“法国人和美国人不是一直是盟友吗？”
“法国人是法国人，但索雷尔先生不一样，”讲解员说，“他骂的是那些想强行打开保险库，自以为有权占有经卷的任何人。”
兰婷问：“他为什么非要把沙子运去美国？把经卷藏好不就行了？”
“如果什么也没有运走，那外国的探险队还会继续在敦煌寻找这些宝贝，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藏在第十七窟里的秘密。
所以索雷尔先生才组织了大驼队，当着许多人的面装满几百只箱子，又留下运输单、入境记录和一座从不开放的地下保险库。
这样，全世界才会相信敦煌的宝贝都已经被他搬空了，此后八十多年，除了一些对壁画感兴趣的人之外，很少有人来这里。”
挂在墙上的电视正在循环播放1988年的纪录片。
画面里，美国探员撬开第一只箱子，黄沙从木板缝里流出来；第二箱还是沙，第三箱也是……
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在干枯的骆驼粪前面脸色惨白，另一个则失态地大吼大叫。
紧接着，画面切到莫高窟北区——
年迈的丽雅·索雷尔拄着手杖，拿着祖父留下的图纸和特斯拉制造的信号器，停在一座不起眼的洞窟前；
青砖墙被敲开，油毡下是一箱箱经卷，一条布幅从高处垂下来，上面写着：“俺老孙去也！”
同学们刚笑起来，纪录片又换了一个镜头——
丽雅·索雷尔坐在运送黄沙的木箱旁边，对记者说：“我爷爷说过，要我把他从敦煌带来的沙子都一粒不剩地还给中国；
以前，我一直以为那是他的修辞手法而已……”
……
离开展厅前，张潮回头看了一眼，灯光刚好越过沙盘上的鸣沙山，莫高窟那一列细小的洞口依次亮了起来。
真正的经卷并不在这个博物馆里，它们保存在几公里外的专用库房中；北区那座密窟也已经重新封闭。
游客看到的是复制品，世界各国看到的是数字影像，只有需要核对原件的研究者，才会在严格审批后进入库房。
东西必须留在敦煌，学问却要走向世界，这是1990年第一届世界敦煌学大会定下的规矩。
——————————
回到酒店以后，张潮一进门便打开电视，想找体育新闻看。
屏幕亮起时，电视台的播音员正在念一条国际消息：
“昨日，美国代表团再次向世界敦煌学大会常设理事会提出申请，要求由观察员转为正式成员国。申请未获得章程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依旧被投票否决。
大会秘书处表示，美国学者现有的研究与参会权利不受影响……”
（还喜欢的话，投一张月票给作者吧，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