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阳死后的第三天，江城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
行动组在城南一间不起眼的写字楼里租了半层做临时办公点，门口挂的是“江城舆情调研中心”的牌子，里头隔了三道隔音门，最里头那间是马旭东的地盘，墙上贴了张横幅——“进来先关机”。
陆峥推门进去的时候，马旭东正蹲在椅子上啃煎饼果子，键盘上落了一片薄脆渣子。他面前的屏幕上开着六个窗口，左边三个是高天阳的银行流水，右边两个是商会近五年的会议纪要，正中间那个窗口最显眼——高天阳的手机数据恢复界面，进度条卡在百分之七十三。
“卡住了？”陆峥拉了把椅子坐下。
“加密了一层，破开了，底下还有一层，刚又破开了，底下还有一层。”马旭东拿鼠标点了点进度条，“这人手机里塞了三个加密容器，套娃呢。不过快了，再给我俩小时。”
“先别急手机。”陆峥把一杯豆浆搁他桌上，“老鬼那边传了话，高天阳有个习惯，重要东西从不放手机里。这人谨慎了一辈子，手机就是打个电话发个微信，真货都在实物上。”
马旭东吸了口豆浆，吸管嘬得滋滋响：“实物？他办公室我们翻了三遍了，除了账本和一堆商会文件，啥也没有。”
“翻了他家没有？”
“去了，他老婆在那儿守着，我们亮的是税务稽查的证，进去转了一圈。书房、卧室、保险柜，全看了，干净得跟水洗过似的。”
陆峥靠在椅背上想了想。高天阳这人，跟“蝰蛇”勾搭了至少三年，传递情报的渠道一直没被挖出来，说明他有一套极稳的联络方式。手机套三层加密，办公室和家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这种人的习惯——越是要命的东西，越放在眼皮子底下，但得是个谁都想不到的地方。
“他平时开什么车？”
“一辆黑色奔驰，一辆白色丰田。”马旭东翻了翻台账，“奔驰是商会配的，丰田是他私人的，平时他老婆开。两辆车我们都查了，没夹层。”
“他坐不坐公交？地铁？”
“高天阳那人，你让他挤公交他宁可走路。”
陆峥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两圈，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办公室那个茶台，底下是不是有个洗茶盘的抽屉？”
“有啊，塑料抽屉，里头全是茶渍和碎茶叶末子，我们清了，没东西。”
“茶台本身呢？茶盘底下那层？”
马旭东嚼煎饼的动作停了。他把煎饼往桌上一搁，拿手背抹了把嘴：“茶台我们没拆。那玩意儿是整块实木的，死沉，搬都搬不动。当时想着里头能藏什么，就没动。”
“去看看。”
两个人开车到商会大楼的时候雨刚停。高天阳的办公室在三楼最东头，门口贴着封条，马旭东拿钥匙开了门，里头还保持着上次清理之后的样子——茶台上盖了块防尘布，椅子推在桌子底下，文件柜锁着。
陆峥掀开防尘布看了看那张茶台。红木的，老料，台面有一人多长，底下六个抽屉，他挨个拉开瞅了一遍，又蹲下来看茶台底下的横撑。横撑跟台面之间有条缝，拿手电照进去，全是灰。
“帮我把茶台挪开。”
两个人一个抬一头，把茶台往旁边挪了半米。原来摆茶台的那块地板是木地板，颜色比周围的浅，明显是常年压着不见光。陆峥蹲下来拿钥匙划了划地板缝，有一块板子边缘磨损得比旁边厉害，像是经常被人揭开又盖上。
“马旭东，这块板子。”
马旭东从包里翻出把瑞士军刀，插进板缝里往上撬。板子底下是个方方正正的凹槽，里面搁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裹着三样东西——一个牛皮纸信封，一张折叠过的老照片，一枚指甲盖大小的U盘。
信封里是手写的信纸，写了满满两页，落款日期是高天阳死前一周。陆峥展开来看了第一段，眉头就皱起来了。
“写的什么？”马旭东凑过来。
“他早就知道有人要杀他。”陆峥把信纸搁在茶台上，一字一句往下看，“信里说——如果他出了事，让找到这封信的人把东西交给‘纪委的老周’，还说这里头的东西能证明张敬之不是意外坠楼。”
马旭东把那枚U盘捡起来搁手心看了半天：“这U盘得我回去插电脑上看看。老高这人做事还挺细致，U盘和信分开藏，信里提了U盘，但没说U盘搁哪儿。”
陆峥没接话，把那两张信纸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信里写的内容信息量极大——高天阳交代了他跟“蝰蛇”搭上线的来龙去脉。三年前，一个叫“阿KEN”的人通过商会的一个副会长找到他，说有一笔境外投资想通过商会走账，利润对半分。高天阳贪了那笔钱，上了套，后面越陷越深，从走账变成了递消息，从递消息变成了递情报，最后连沈知言实验室的进出人员排班表都被迫递了出去。
但信里最关键的一段，写的是张敬之的事。
高天阳在信里承认，张敬之坠楼那天晚上，他人在现场。他当时是去给张敬之送一份“深海”计划的外围资料——这事是阿KEN让他干的，说只要把资料递到张敬之手里，后面的事就不用他管了。高天阳到了张敬之办公室门口，发现门虚掩着，推门进去看见张敬之跟一个戴帽子的人在争执。那人高天阳不认识，但听声音耳熟，后来想了很久，觉得像沈知言实验室的那个年轻助手，姓什么记不清了。
高天阳没敢进去，躲在走廊拐角。过了十来分钟，办公室里没声了，他探头看了一眼，窗户开着，张敬之不在屋里。他以为张敬之从窗户出去了，也没多想，把资料搁在桌上就走了。第二天听说张敬之坠楼，他吓出一身冷汗，再也没敢提那天晚上的事。
“戴帽子的人，声音像沈知言实验室的年轻助手。”陆峥把信纸放下来，“张敬之死的那年，沈知言实验室有几个年轻助手？”
马旭东掰着手指头数：“沈知言那会儿的团队不大，核心的助手就三个。林小棠是后来才去的，张敬之坠楼那年她还没进组。”
“另外两个呢？”
“一个出国了，一个转行了。”马旭东掏出手机翻了翻备忘录，“出国的那个叫周远，现在在德国一个研究所待着。转行的那个叫孙明杰，现在在江城一家中学教物理。”
“高天阳说‘声音耳熟’，后来觉得像实验室的年轻助手。如果那天晚上他在走廊里听见的是孙明杰的声音，那就说明孙明杰跟张敬之的死脱不了干系。”
“但如果他听见的是周远的声音呢？”
“周远在国外，查起来麻烦。先查孙明杰。”
陆峥把信和照片收好，U盘递给马旭东揣兜里，把那块地板重新盖严实了，茶台推回原位。临走之前，他拿起那张老照片看了一眼。照片是彩色的，有点褪色了，拍的是五六个人站在一个厂区门口，背后挂着“江城红星机械厂”的牌子，落款日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高天阳站在最右边，年轻了二十岁，旁边站的是个中年人，再旁边是个小伙子，陆峥一眼就认出来了——陈默的爸，陈建国。
“这张照片，陈默他爸也在里头。”陆峥把照片翻过来看了看背面，拿圆珠笔写了一行字，模糊得快看不清了——“红星厂三车间，技术比武留念”。
“陈默他爸当年在红星机械厂上班？”马旭东凑过来看了一眼。
“陈默说过他爸是工人出身，后来被人坑了才入的狱。”陆峥把照片收进包里，“这个红星机械厂跟‘深海’计划的前身有关。老鬼之前提过一嘴，说‘深海’计划最早是九十年代一个厂办研究所搞的，后来厂子改制，研究所划给了航天口。那个厂就是红星机械厂。”
“那陈默他爸当年进的冤狱，会不会跟这个厂有关系？”
“回去问老鬼。”陆峥把办公室门重新贴了封条，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忽然停了一步，“马旭东，你查孙明杰的时候顺便查一下他现在住哪儿，今天就去。”
“这么急？”
“高天阳信里写的那个戴帽子的人，要是孙明杰，那他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陈默那边折了苏蔓、折了高天阳，阿KEN手底下能用的人不多了。孙明杰要是‘蝰蛇’的人，陈默迟早会去找他。”
当天下午，陆峥在档案馆后院的小办公室里堵住了老鬼。
老鬼正在泡茶，搪瓷缸子里搁了撮高碎，热水一冲满屋子茉莉花味。听陆峥把高天阳信里写的内容复述了一遍，老鬼端着搪瓷缸子半天没动，茶都凉了才搁下来。
“红星机械厂。”老鬼念了一遍这四个字，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后排铁皮柜前拉开第三层抽屉，摸出一份薄薄的卷宗，封面上写着“1997·红星厂改制案”，边角卷得快散架了。
“这个案子我压了快三十年。”老鬼把卷宗摊在桌上翻到中间一页，“陈建国，红星机械厂三车间技术员，九七年厂子改制的时候，被人举报‘倒卖国有资产’，判了八年。案子是当时江城中级法院判的，审判长就是张敬之。”
陆峥把卷宗接过来扫了一遍：“张敬之审的？”
“张敬之当年从法院借调到改制工作组，挂职当的审判长。但他不是主审，主审是当时法院经济庭的副庭长，姓什么卷宗上写着，你自己看。”
陆峥翻到判决书那一页，主审法官签名栏里写着两个字——周德望。
“周德望。”陆峥把这个名字念出声，“镇江规划局那个周德望？”
“同名同姓。”老鬼把卷宗翻到下一页，“这个周德望，九九年从法院辞职下海，后来去了外地。他有个儿子叫周远，当年在沈知言实验室当助手，后来出国去了德国。”
陆峥把卷宗合上，盯着老鬼看了两秒：“您早就知道周远是周德望的儿子？”
“知道。我让林小棠进沈知言实验室的时候，把她一家三代都查清楚了。周远跟沈知言没直接关系，他是张敬之推荐进组的。张敬之当年审了陈建国的案子，后来一直觉得判重了，心里过不去，周远进组算是张敬之给周家一个交代。”
“张敬之觉得自己判错了？”
“那倒不是。张敬之那人你也知道，他是被‘蝰蛇’灭口的，不是贪赃枉法的人。他当年审那个案子的时候，证据链是完整的，但关键证人后来翻供了，张敬之想重审，法院没批。他临走之前写了一封申诉材料压在案卷里，去年我整理旧档的时候才翻出来。”老鬼把卷宗翻到最后一页，抽出一张发黄的纸，“你看。”
陆峥接过那张纸看了。张敬之的笔迹工工整整，写的是“关于陈建国案的两点存疑”——第一，关键证人的证词前后矛盾，未予采信；第二，涉案资金流向的审计报告存在重大遗漏。最后写了一句：“本人时任审判长，对此案负主要责任，建议启动再审程序。”
落款日期是张敬之坠楼前两周。
“张敬之临死之前想给陈建国翻案。”陆峥把那张纸搁在桌上，“这事陈默知不知道？”
“不知道。”老鬼端起搪瓷缸子把凉茶一口闷了，“陈默一直以为他爸是被张敬之判错了才死在监狱里的。他不知道张敬之这些年一直在跑这个案子，想给陈建国翻案。”
“那陈默要是知道了呢？”
“那就得看他还认不认‘蝰蛇’那碗饭了。”老鬼拿袖子抹了把嘴，“陆峥，我跟你说句实在话。陈默这人心里有恨，他恨的是冤枉他爸的人。如果他知道张敬之一直在替他爸翻案，他恨错了人，那他恨谁去？”
“恨‘幽灵’。”陆峥想了想，“高天阳信里写，张敬之死的那天晚上，戴帽子的人跟张敬之在办公室里吵。如果那个戴帽子的人是周远，周远受谁指使？他爸周德望跟‘蝰蛇’有没有关系？”
“周德望九九年辞职之后去了重庆，在那边搞了几年地产，二〇〇八年跟解迎宾合伙做了几个项目，二〇一三年去了云南，之后就查不到了。”老鬼拍了拍卷宗，“这人在江湖上的路子跟高天阳有点像——贪了不该贪的钱，上了不该上的船。他儿子周远在德国念书，学费一年三十多万人民币，周德望一个搞地产的，哪儿来的这么多钱供儿子？”
“所以周远在德国读书是‘蝰蛇’出的钱，周远替‘蝰蛇’办事，回头把周德望也拉下水了。”
“逻辑上通。”老鬼把卷宗锁回铁皮柜，“但我得提醒你一件事——周远人在德国，你动不了他。孙明杰在江城，你得先找着他。要是孙明杰知道内情，他可能就是张敬之被害案的活证据。”
从档案馆出来，陆峥给马旭东打了个电话。马旭东那头正蹲在孙明杰家门口，压着嗓门说：“人不在家。邻居说他早上出门了，骑电动车走的，不知道去哪儿。我查了他手机定位，现在在城北一个驾校里头待了俩钟头了。”
“驾校？”
“对。江城北边那个新开的驾校，叫‘顺通驾校’。他一个中学老师，跑驾校去干什么？”
“你盯着，别打草惊蛇。我让方卉去驾校那边瞅一眼，她那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好使，驾校里转一圈没人会问。”
方卉到顺通驾校的时候，孙明杰正坐在休息区跟一个中年男人说话。方卉在驾校报名处装模作样填了张报名表，拿手机偷偷拍了张照发给陆峥。照片传回来，马旭东放大看了两眼，在电话里喊了一嗓子：“跟孙明杰说话的那个人，是高天阳商会里的副会长，姓钱，叫钱永福！”
陆峥把照片存下来，给方卉发了条消息：“拍到了，回来。”
晚上八点，行动组四个人在办公室碰了头。马旭东把U盘里的东西破出来了，里头是一份通讯录，记了十几个号码和名字，全是“蝰蛇”在江城的外围人员。高天阳这人确实谨慎，通讯录里没写职务，只写了代号和联络频率。
“钱永福的代号是‘灯笼’。”马旭东指着屏幕上第二行，“高天阳信里说三年前就是钱永福介绍阿KEN跟他认识的。这人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今天还跟孙明杰在驾校碰头。”
“孙明杰的代号是什么？”
“通讯录里没孙明杰的名字。但有一个叫‘粉笔’的，联络频率对上了孙明杰的手机信号，今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他手机跟钱永福的通话记录有三次。”
陆峥把那张高天阳的老照片从包里摸出来搁在桌上。照片上的人年轻得让人感慨，高天阳站在最右边咧着嘴笑，旁边的陈建国抱着个搪瓷缸子，再旁边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看上去二十出头，眉眼跟孙明杰现在的模样隐约有几分像。
“照片上这个戴眼镜的，像不像孙明杰年轻的时候？”
马旭东凑过来看了半天，掏出手机翻了张孙明杰现在的工作照比对了一下：“眉眼像。鼻子差了点，但人老了鼻子都会长。”
“孙明杰当年也在红星机械厂。”陆峥把照片翻过来看了看背面那行圆珠笔字，“红星厂三车间，技术比武留念。陈建国是技术员，孙明杰当年是什么职务？”
老鬼的电话这时候打了进来。陆峥接起来，老鬼在那头说：“我刚查了红星厂的旧档案。孙明杰，九五年进厂，三车间技术员，跟陈建国一个班组。九七年厂子改制的时候他调走了，调去了厂办。陈建国被判刑之后，孙明杰在厂里又待了两年，后来厂子倒闭，他就去考了教师证。”
“他当年在厂办管什么？”
“管档案。红星厂改制期间的会议记录、审批文件，全从他手上过。”
陆峥把手机搁在桌上开了免提：“这么说孙明杰当年就知道陈建国案子里的猫腻。他在厂办管档案，审批文件他全看过。他要是把这事儿烂在肚子里，陈建国就白蹲了八年。”
“他不但烂在肚子里了，还拿这事儿换了东西。”老鬼在那头翻纸的声音哗哗响，“孙明杰调去厂办之后一年，他老婆从车间调去了工会，坐办公室了。两口子一个管档案一个坐办公室，厂里多少人排队等这好事儿。”
“用陈建国的案子换的。”
“我只能说时间对得上，具体是不是拿这事儿换的，你得让孙明杰自己说。”
陆峥挂了电话，把照片收好，看着桌上那份高天阳的通讯录：“明天找孙明杰。方卉，你跟我去。马旭东在驾校附近盯着钱永福，看他明天还跟谁碰头。”
方卉把笔记本翻开：“孙明杰那边，你打算怎么问？”
“先不提陈建国。问他张敬之。张敬之是他的同厂同事，又是把周远推荐进实验室的人，孙明杰对张敬之的态度能说明很多事。”
方卉点了点头，合上本子的时候忽然问了一句：“陆峥，如果孙明杰承认当年跟‘蝰蛇’做了交易，陈默那边你怎么跟他说？”
陆峥沉默了两秒：“陈默要是知道他爸的冤案背后是孙明杰这种人递的刀子，他自己会想明白的。”
“要是他想不明白呢？”
“那就接着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