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冰岛回来的飞机上，苏砚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场景是电子科大老校区那条银杏大道，十一月的阳光从树叶缝隙里筛下来，把整条路铺成一条金色的河。她站在路这头，父亲坐在路那头的石凳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夹克，手里拿着一份当天的报纸，面前摆着一盘没下完的围棋。棋盘上的黑子白子她看不懂，但她记得那个棋盘——那是父亲生前最后一年每天都要带去银杏树下的东西，跟一个退休的老教授下，输了从来不恼，赢了也不得意，只是把棋子一颗一颗收进棋盒里，然后拍拍裤子上的灰，回家给她做饭。
梦里的她想要走过去，但腿不听使唤。银杏大道看着只有两三百米，却像是隔着一整片海。她喊了一声“爸”，声音被风吹散了，父亲没听见。她再喊，还是没听见。她开始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距离一点都没有缩短。棋盘上的棋子在慢慢变少，父亲的身影也在慢慢变淡，像是有人在调一张照片的透明度，一格一格地往下拉。她急得眼泪都出来了，张嘴想喊第三声，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
然后她就醒了。
机舱里暗着灯，大部分乘客都在睡觉。陆时衍坐在她旁边，手里拿着一本航空杂志，正借着阅读灯翻看一篇关于冰岛地热发电的科普文章。他看得很认真，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研究什么重要的法律文件。苏砚盯着他的侧脸看了好一会儿，忽然觉得有人在飞机上看地热发电科普文章这件事本身就很好笑，但她的眼眶还是湿的。
“做噩梦了？”陆时衍没抬头，但翻页的手指停住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知能力，不需要看她的脸，光是听她呼吸的节奏变化就知道她的情绪状态。这个技能在法庭上没什么用，但在生活中相当实用——至少苏砚每次想假装没事的时候，都会被他第一时间拆穿。
“不是噩梦。”苏砚拿袖子蹭了一下眼角，把毯子往上拉了拉，“梦见我爸了。在老校区那棵银杏树下下棋。我想走过去，走不过去。”
陆时衍合上杂志，把阅读灯关了。机舱里只剩下座椅背后屏幕上那些花花绿绿的飞行路线图发出的微光，在黑暗中像一群迷路的萤火虫。他伸手把苏砚的毯子掖了掖，把她露在外面的手指一根一根塞回毯子里——她的手指凉得像是刚从冰岛的户外收回来。
“下飞机之后，我们去一趟老校区。”他说。不是商量的语气，是陈述句。那种他在法庭上做结案陈词时的语气，平静、笃定、不容置疑，但又莫名其妙地让人安心。
“去干什么？”
“去坐一会儿。”陆时衍说，“你刚才说走不过去，那我们就走过去。”
苏砚沉默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填满了安静，窗外的云层在月光下泛着青白色的光，像是一片被冻住的海洋。她把手从毯子里伸出来，摸到陆时衍的手指，攥住。攥得很紧，像是在确认什么。
“陆时衍。”
“嗯。”
“你有没有一件事，想了很久很久，但是一直不敢做？”
陆时衍看着窗外。月光照在他侧脸上，把他的下颌线条勾勒得很清晰。他想了很久，久到苏砚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开口，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跟舷窗外的月亮说话。
“有。”他说，“跟你求婚。”
苏砚在黑暗里瞪大眼睛。
“我戒指买了三年了，”陆时衍继续说，语气平静得像是在陈述别人的事情，“放在办公室抽屉最里面那个格子里。每次开庭之前拿出来看一眼，告诉自己——赢了这一场，就去跟她说。输了也去。但每次都找到新的理由拖延。案子太多，时机不对，她最近心情不好，今天天气太热，明天好像会下雨。人就是这样，在法庭上证明别人不对很容易，证明自己配得上一个人，很难。”
苏砚没有说话。她把他的手拉到嘴边，在他手背上轻轻咬了一口，不重，但留了一圈浅浅的牙印。
“这是干什么？”
“盖章。”她说，“盖了章就不能反悔了。”
陆时衍低头看了看手背上那圈牙印，把袖子放下来，盖住了。
“不反悔。”
落地的时候是下午。
老校区和记忆中一模一样，又完全不一样。银杏大道的树还在，但两旁的宿舍楼翻新了，原来的灰色水刷石墙面被换成了暖黄色的涂料，看起来年轻了二十岁。操场上的煤渣跑道换成了塑胶的，图书馆门口多了一排刷脸闸机，食堂的招牌从“第三食堂”变成了“银杏食府”，门口的菜单上居然出现了轻食沙拉和手冲咖啡。
但银杏树还是那几棵银杏树。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树皮上刻着不同年代的“到此一游”和情侣名字的首字母，一层摞一层，像是一本被写了四十年的留言簿。树下的石凳也还是那几条石凳，被一代又一代学生坐得光滑发亮，冬天的阳光一照，泛着温润的光泽。其中有一条石凳，位置最偏，正好在一棵最老的银杏树下，被一圈矮矮的冬青丛半围着，不仔细看很容易错过。苏砚在那条石凳前停住了。
“就是这里。”她说。
石凳上已经坐了一个人。一个穿灰色夹克的老头，戴着一顶绒线帽，面前支着一个小马扎，马扎上摆着一个折叠棋盘。他正在自己跟自己下棋，左手执黑，右手执白，落子的动作很慢，每走一步都要想很久，完全不像是随便玩玩的架势。
苏砚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认出那棋局是围棋。她对围棋一窍不通，但觉得棋盘上黑白交错的局势很好看——黑子像一队攻城略地的士兵，白子像一堵层层叠叠的城墙，双方胶着在一起，看不出谁占上风。
老头忽然抬起头，看了苏砚一眼。那是一双很老的眼睛，眼皮松垮垮地耷拉着，但眼珠还是亮的，像是两颗泡在水里的黑石子。他盯着苏砚看了足足有十秒钟，然后“啧”了一声，把手里那颗白子放下，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你是不是苏师傅的闺女？”
苏砚愣住了。
苏师傅。这个称呼她快二十年没听到了。父亲活着的时候，老校区附近的街坊邻居都这么叫他——不是苏总，不是苏先生，是苏师傅。因为他骑自行车修了二十年锅炉，整个片区的供暖管道都是他带人铺的。后来他下海开了公司，别人改口叫苏总，他还跟人急，说“叫师傅，师傅顺耳”。
“您认识我爸？”苏砚的声音有点抖，像是从喉咙里往外搬一块压了很久的石头。
老头把棋盘往旁边挪了挪，拍了拍石凳上空出来的位置，示意她坐下。“认识。怎么不认识。我跟老苏在这棵树下下了八年棋。每周三下午，雷打不动。他带棋子我带棋盘，他喝浓茶我喝白水，谁也不耽误谁。”他转头看了陆时衍一眼，又看了苏砚一眼，目光在两个年轻人之间来回扫了一遍，“你带的这是——？”
“我爱人。”苏砚说。
陆时衍冲老头点了点头：“您好，我姓陆。”
“小陆。”老头打量了他几眼，像是在品一局棋的开盘，“看着挺稳当。做什么工作的？”
“律师。”
“律师好。律师能说会道，不容易被人欺负。你爸要是知道你找了个律师，应该挺高兴。”老头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是苏砚的父亲只是出了趟远门，而不是已经去世了二十年。
苏砚在石凳上坐了下来。这张石凳比她想象的要凉，隔着牛仔裤都能感觉到大理石的寒意顺着腿往上爬。她把两只手揣进羽绒服口袋里，缩着脖子，看着面前那盘没下完的棋。棋盘很旧了，边角处磨得发白，有几道裂缝用透明胶带粘着，粘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老人的手艺。
“叔叔，您跟我爸下棋，谁赢得多？”
老头嘿嘿一笑，露出两颗银色的假牙。“你爸让我三子，我还能勉强打个平手。有一回他感冒，脑子糊涂，让我赢了半目，记了整整一个冬天。后来每次下棋之前都要跟我念叨——老宋，今天你可得凭真本事赢我，不能再趁我生病。”他摇了摇头，“你爸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好强。下棋要赢，做生意要赢，连冬天在树底下晒太阳都要比别人多晒五分钟。”
“他不是好强。”苏砚低下头，声音变得很轻，“他是怕输。他年轻的时候穷怕了，总觉得什么东西不攥在手里就会跑掉。”
老头没接话。他从棋盘旁边的布袋子里抓了一把黑子，放在手里搓着，搓得哗啦哗啦响。银杏树上的最后几片叶子被风吹落，其中一片打着旋儿落在棋盘上，正好盖住了天元位置。老头把叶子捏起来，搁在石凳旁边，动作很轻，像是在挪开一片不小心掉进水杯里的茶叶。
“你爸走的那年，最后一个星期三，他没来下棋。”老头的声音忽然哑了一度，“我等了他一下午。第二天打电话去他公司，没人接。第三天我才知道他住院了。我去医院看他，他瘦得脱了相，躺在病床上，床头柜上还搁着一副新买的棋子。他说——老宋，这副棋你拿回去。等我好了，咱们换个地方下。医院院子里有棵银杏树，虽然没这棵大，但也还行。”
老头把手里的棋子放回布袋子里，拍了拍手上的灰。
“他没等到那天。”
苏砚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来之前的飞机上，她以为自己会在这一刻崩溃。会在父亲坐过的石凳上哭得稀里哗啦，会把二十年攒下来的所有话一股脑倒出来，会对着那棵银杏树大喊大叫，问它为什么叶子落完了还能再长，而人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但真正坐在这里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什么都喊不出来。眼泪只是无声地流，流到下巴尖上，滴在羽绒服的领口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陆时衍没有递纸巾，也没有说“别哭了”。他在她旁边坐下，用肩膀挨着她的肩膀，把两只手交叉搁在膝盖上，安安静静地看着面前那棵银杏树。他陪人做过无数次庭前调解，知道人在最难过的时候需要的不是安慰，是有人陪着一起沉默。
老宋也没说话。他把棋盘收起来，棋子装进布袋子里，小马扎折叠好夹在腋下。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咯吱响了一声，他扶着银杏树稳了稳，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递给苏砚。
“这是你爸那天让护士转交给我的。他说万一他出不来，让我把这个留给你。”
苏砚接过信封。信封很轻，轻得像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她撕开封口，里面只有一张照片——五岁的她骑在父亲脖子上，在银杏树下拍的。照片背面有一行钢笔字，是父亲的笔迹，歪歪扭扭的，像是在病床上用最后的力气写的。
“砚砚，银杏树的叶子每年都会落，每年都会长。人走了，花还会开，饭还要吃，日子还要过。别怕。”
苏砚把照片翻过来扣在膝盖上，又翻回去，再扣过来。反复了好几次，像是在确认这行字是真的，不是自己臆想出来的。然后她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老宋拍了拍她的肩膀，转身慢慢走远了。他的背影在银杏大道的尽头越变越小，最后拐过食堂的墙角，消失在一片冬日的阳光里。陆时衍一直目送着他走远，然后低下头，对苏砚说了一句她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
“你爸下的最后一局棋，没有输。他让你替他下完了。”
苏砚睁开眼。
她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钱包夹层，和那张冰岛极光的拍立得放在一起。两张照片挨得很紧，一张是二十年前的银杏树，一张是三天前的极光。中间隔了一整个太平洋和两代人的时间，但它们叠在一起的时候，厚度刚好填满一个钱包夹层。
“陆时衍。”
“嗯。”
“你说得对。这棵树是棋盘上唯一不动的棋子。”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回头看了一眼那棵银杏树。冬天的银杏树光秃秃的，枝条朝四面八方伸展开来，像是在替树下的人张开手臂。阳光从枝条缝隙里筛下来，落在石凳上，落在那个空位置上，落在那片被老宋搁在石凳旁边的银杏叶上。
“我爸不在了，”苏砚说，“但棋盘还在。所以这局棋还没下完。”
陆时衍站起来，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给她围上。围巾上还带着他的体温，暖烘烘地裹住她冰凉的脖子。他把围巾绕了两圈，系了个歪歪扭扭的结，然后退后一步看了看，又伸手把结拆了重新系了一遍。
“走吧，”他说，“食堂四点半开饭。我查了，今天有糖醋排骨。”
苏砚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嘴角已经翘起来了。那个样子实在算不上好看，但在下午四点二十七分的银杏树下，在满地金黄的落叶中间，她是陆时衍眼里唯一值得刻进记忆的风景。
“你怎么连食堂菜谱都查了？”
“职业病。”陆时衍说，“开庭之前要掌握所有相关信息。”
“所以今天是什么庭？”
陆时衍想了想，牵起她的手，沿着银杏大道往食堂的方向走去。他的手很暖，比围巾还暖。
“终审。”他说，“审理申请人苏砚诉苏砚本人——关于‘能不能放过自己’一案的终审。”
“判决呢？”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责令原告即日起，学会在该笑的时候笑，该哭的时候哭，该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
苏砚没说话。她把手从他掌心里抽出来，重新塞进他臂弯里，整个人靠上去，把脑袋搁在他肩窝的位置。那个位置的高度刚刚好，像是专门为她设计的。
银杏树在他们身后安静地站着。
石凳上空无一人，但棋盘还在。阳光照在石凳上，把那个空位置照得暖洋洋的，像是有个穿蓝布夹克的人刚刚起身离开，临走的时候，顺手把一片银杏叶搁在棋盘正中央。
风把它吹起来，翻了个面，又轻轻落回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