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胜桥的硝烟被八月的热风吹散，但空气中仍残留着一股焦糊与血腥混合的气味。沈砚之勒住战马，站在通往武昌的官道高处，望着前方那座巍峨耸立的城池。武昌城，湖北省会，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此刻正像一头蛰伏的巨兽，沉默地横亘在北伐军的必经之路上。深灰色的城墙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城头旌旗招展，隐约可见密密麻麻的垛口和探出的炮口。通湘门、宾阳门、忠孝门……这些熟悉的地名此刻都化作了坚固的防御节点。
“军座，前卫营报告，武昌城外五里内的村庄已被北军清空，百姓都被赶进了城，水井有的被投了毒，道路也埋了地雷。”参谋处长策马靠近，声音里带着一丝凝重，“陈嘉谟和刘玉春是下了死守的决心了。他们把从贺胜桥败下来的残兵，加上原来的守城部队，还有警察、宪兵，总兵力还有两万多人。粮弹据说储备了三个月，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啊。”
沈砚之点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他早已料到武昌不会像贺胜桥那样一攻即破。吴佩孚虽然败逃，但留下的这两员悍将，尤其是刘玉春，是吴佩孚的死党，以顽强著称。他们退守坚城，就是要利用城墙消耗北伐军，等待孙传芳的援军从江西杀来，或者等待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北方有所动作，再前后夹击。
“传令各部，停止前进，在武昌城外五里处构筑环形阵地，先围起来再说。”沈砚之下令，“命令工兵营，立刻清扫通往城区的道路，排除地雷。同时，派出侦察分队，摸清城墙各处防御薄弱点和护城河的水情。另外，联系第七军、第八军，协调围城部署，不能让我们第四军一家在前头挨打。”
北伐军的主力陆续抵达武昌城下。第四军围攻通湘门至宾阳门一线；李宗仁的第七军位于武昌以东，负责武胜门至忠孝门方向；唐生智的第八军则进至武昌以南，并分兵渡江，准备进攻汉阳、汉口。三路大军，形成了对武汉三镇的合围之势。然而，围城容易攻城难。沈砚之巡视阵地，看着士兵们挥汗如雨地挖掘战壕，架设机枪，心中并无多少把握。城墙太高，护城河太宽，北军的火力点配置得极有层次，明暗交叉，想要强攻，代价必然惨重。
当夜，指挥部里灯火通明。各师师长、参谋长都来了，气氛有些沉闷。陈铭枢的第十师减员最大，张发奎的第十二师虽然生力军，但经过贺胜桥恶战，也是疲惫之师。大家看着地图上武昌城的防御体系，都感到棘手。
“军座，不能再拖了。”张发奎率先打破沉默，他性子急，贺胜桥的胜利让他更添锐气，“唐生智的第八军已经在打汉阳了，我们第四军要是连武昌都拿不下来，脸上无光！我建议，明天一早就发动总攻！集中所有火炮，轰开几个缺口，步兵跟着冲进去！”
“太冒险了！”陈铭枢立刻反对，他刚从前沿回来，脸色还带着硝烟熏染的痕迹，“白天我亲自去看了，护城河有的地方水浅，但北军把河里的淤泥都搅起来了，下去就是陷坑。城墙根下，他们埋了竹签、地雷。我们的炮火，很难彻底摧毁他们的暗堡。白天冲锋，就是在敌人的枪口下送死！刚才我十师的敢死队试着摸了一次，还没到河边，就伤亡了几十人。”
“那怎么办？围着等他们粮尽投降？等到孙传芳从江西打过来吗？”张发奎不服。
沈砚之抬手制止了争论。“张师长的心情我理解，但陈师长的担忧也有道理。吴佩孚给陈嘉谟、刘玉春的命令是死守待援，我们强攻，正中其下怀。不过，也不能一味死等。”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我意，采取‘围点打援’与‘政治攻势’并行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加紧围困，切断城内一切补给和外援通道；另一方面，加强对城内的宣传，瓦解敌军士气。同时，组织小股部队，利用夜色，对城墙薄弱地段进行试探性攻击，摸清敌人的火力点和换防规律。至于总攻，必须选在夜间，而且要选准突破点，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火力，毕其功于一役。”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另外，要特别注意和第七军、第八军的协同。唐生智那边，动作要快，尽快拿下汉阳、汉口，从北岸威胁武昌。李宗仁的第七军，要防止北军从武胜门方向突围。我们第四军，承担主攻任务，责无旁贷，但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会议最终决定，先期进行一周左右的围困和侦察，同时加紧准备攻城器材，如云梯、竹筏、爆破筒等。政治部也行动起来，印制了大量传单，用弓箭射入城内，或者由敢死队悄悄张贴在城门附近，上面写着“北伐军为民众而战”、“优待俘虏”、“活捉吴佩孚”等口号，试图动摇北军军心。
然而，围城的日子并不平静。北军经常趁夜派出小股部队出城骚扰，或者向城外发射冷炮。北伐军的阵地每天都要承受几次炮击。更麻烦的是，时值盛夏，痢疾、疟疾在军中流行，药品短缺，不少士兵病倒。沈砚之不得不把一部分精力放在防治疫病和安抚伤员上。他多次去野战医院探望伤兵，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因伤痛和疾病而憔悴，心中沉甸甸的。这些孩子，很多是抱着革命理想从家乡出来的，他们不该死在围城的痢疾和流弹中。
一天深夜，沈砚之正在临时指挥部（一座征用来的乡绅小院）里研究侦察队送来的城墙测绘图，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压低的惊呼。警卫员推门进来，神色紧张：“军座！不好了！张发奎师长带着他的卫队，摸黑去城边侦察，中了北军的埋伏，腿上挂了彩，刚被抬回来！”
沈砚之霍然起身，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伤势如何？”
“流弹擦过，伤了皮肉，但张师长脾气暴，非要回去再冲，被参谋们死死拦住了。”
沈砚之快步走到院中，果然看见张发奎被几个军官搀扶着，左腿裤管被血浸透，但他仍梗着脖子，骂骂咧咧：“他娘的刘玉春，阴得很！老子刚摸到护城河边，他们就从暗堡里开火，要不是警卫员扑得快，老子这条腿就交代了！”
“张师长！”沈砚之喝道，声音里带着罕见的严厉，“胡闹！你是第十二师师长，是全军的主攻指挥官之一，不是敢死队的兵！私自去前沿侦察，万一有个闪失，谁来指挥部队？谁对得起贺胜桥牺牲的弟兄？”
张发奎被他喝得愣了一下，看到沈砚之眼中严厉的怒意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嚣张的气焰顿时矮了半截，嘟囔道：“军座，我……我就是想早点拿下武昌，心里急啊……”
“急也要按规矩来！”沈砚之语气稍缓，但依旧严肃，“你的任务是指挥，不是逞个人之勇。传令下去，今后师级以上军官，非经我批准，不得擅自离开指挥部前往一线前沿！违令者，军法从事！”他转向军医：“立刻给张师长包扎，好好看着他，不许他乱动！”
处理完张发奎的事，沈砚之回到房中，看着墙上的地图，心情更加沉重。围城的日子，比冲锋陷阵更考验人的意志。官兵的急躁情绪、疾病的困扰、各军之间的协调、北军的顽抗……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根绳子，勒得人喘不过气。他想起孙中山先生临终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嘱托，想起程振邦等牺牲战友的遗志，更感到肩头担子的分量。
几天后，前线传来一个消息：北军内部似乎出现了一些动摇。有被俘的北军士兵供称，城内的粮食虽然声称够三个月，但普通士兵的配给已经减少，而且刘玉春执法极严，稍有不满即被处决，军心不稳。同时，政治部的工作也起了一些作用，城内有不少百姓偷偷向外传递消息，甚至有下级军官试图通过关系向城外传递投降的意愿。
沈砚之抓住这个机会，加强了政治攻势。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告武昌守军官兵书》，晓以大义，陈明利害，许以优待，并派人用弓箭、风筝甚至小型热气球，将传单送入城内。同时，他秘密联络城内可能倾向革命的旧识或同情者，试图从内部打开缺口。
八月二十九日，总司令部终于下达了进攻武昌的总攻击令。命令规定，九月一日为总攻日期，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同时发起攻击。第四军的主攻方向，定在通湘门、宾阳门之间。沈砚之知道，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他再次巡视前沿阵地，检查攻城器材，慰问部队，做最后的战前动员。士兵们的眼神里，有对死亡的恐惧，但更多的是对胜利的渴望和对“铁军”荣誉的维护。
决战前夕，沈砚之独自站在指挥部的院子里，望着远处黑暗中沉默的武昌城墙。夜风吹动他的衣角，带来一丝凉意。他知道，明天的战斗，必将血流成河。但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为了打开通往革命胜利的大门，这血，必须流，也必须有人去流。他摸了摸腰间程振邦留下的那把已经有些磨损的勃朗宁手枪，心中默念：“振邦，明天，就看我们的了。”
月光下，武昌城像一头蛰伏的巨兽，而北伐军的阵地上，数万将士正屏息凝神，等待着黎明时分那一声震碎长夜的总攻号角。围城之困，即将以最惨烈的方式，迎来它的结局。而沈砚之和他的第四军，也将在这血与火的淬炼中，写下北伐战争中最悲壮的一页。
（第0430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