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梁博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妈，今年春节我可能回不去了。“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母亲在那头轻轻“哦“了一声，问他是不是活儿多。他说是，说铺面接了几台车，年前要交。他没说的是：他不敢回去。上回他拿着十万块回去，被父亲那一句“我不认“堵回来；这回他手里更说不清——短贷刚还完，卡里空得见底，家里的债还剩二十七万。
“你爸这两天精神好点了。“母亲说，“前天他还念叨，说你那台车的年检到期了没有。“
梁博站在铺面门口，风从街那头刮过来。他“嗯“了一声，说等开了春就回去。挂了电话，他在门口又站了一会儿，才回到铺面把那台车的最后一个轮胎装上。
那天下午，他在铺面里换一台车的刹车片。杨真和蹲在门口抽烟，看着他拧螺丝，看了很久，忽然开口：“你只手有啲震喔。“
梁博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它确实在很轻微地抖——不是冷，是这一年握方向盘握出来的。
“没事。“他说。
“冇事就好。“杨真和把烟按灭，“我讲过，人唔系机器。机器坏咗可以换件，人坏咗，零件系冇得买。“
梁博没接话，继续去拧那颗螺丝。那颗螺丝他拧了三遍，每遍都觉得自己还没拧够。
那天接近傍晚，郑若彤来了。
她穿着件米白色的羽绒服，头发盘了起来，手里拎着一个纸袋，站在卷帘门外冲他扬了扬：“还有两天过年了还干活？“
“年前活多。“
“每天都是这样说。“她走进来，把纸袋往工具台上一放，“我买了鸡仔饼和老婆饼，你尝尝。吃过年的味道。“
她也不客气地搬了一张塑料凳坐下，看着他干活。看了一会儿，忽然问：“你过年不回去，家里人不说什么？“
“我妈理解。“
“那你爸呢？“
梁博手里的扳手顿了一下。他没回答，只把那颗螺丝又拧了一圈。郑若彤看了看他，没再问下去——她这个人在这种事上很会察言观色，知道哪一句该问到哪里。
她那几天放了假。她说广州人过年，年廿八要洗邋遢，年廿九要去逛花市；她一个人过年没意思，非要拉着梁博去。
那天晚上，他跟着她去了越秀区那条花市街。
整条街都被竹棚和灯串架了起来，两边全是一档一档的年花——金桔、桃花、水仙、蝴蝶兰，真的是花多眼乱。人很多，挤得走不动，人人手里都拎着一枝或者一盆。郑若彤熟门熟路，一路指着跟他讲：哪一档的桔子形状好看，哪一档的人像是在骗外地客的。她买了一大枝桃花，让梁博扛在肩上，走两步就要回头看他一眼，笑得很开心。
梁博跟在她身后，替她挡着人。他不太会逛这种地方——人挤人，灯晃眼，叫卖声一层压着一层，吵得他脑仁发涨。可郑若彤就喜欢这种热闹，他就跟着走。他这一年去过最热闹的地方，是赛场的场边；那种热闹是绷着的，人人盯着钱。这儿的热闹不一样，是轻松的，是带着烟火味的，是一年到头攒下来的天点喜气。
走到街口，她碰上了同事。
“若彤！“两个女孩子挤过来，眼睛却在打量梁博，“这是谁呀？“
“我男朋友。“郑若彤亲密的拉着梁博，“博哥。“
梁博愣了一下。
那两个字说出口，她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像是已经叫了很久。她同事“哦——“地拉长了声音，又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说“挺帅的“，郑若彤笑着摆手，说“一般一般“，那种得意藏都藏不住。
寒暄完，两个同事走了。梁博继续跟在她后面，慢慢往前走。走到人少的地方，她凑过来，压低声音：“博哥。“
“嗯。“
“小博博。“她说着自己先笑了，“还是这个顺口。“
梁博看了她一眼，嘴角动了一下。他平时不太爱笑，可那天晚上，他到底没绷住。“小彤彤。“他叫了一声，声音不高，随即也笑起来了。
郑若彤怔了半秒，随即一手打到他胳膊上，笑得整个人都晃：“你再叫一遍。“
“不叫了。“他把花换到另外一边肩扛上。
那一段路，两个人肩挨着肩，从人群里走过去。梁博忽然想不起来，自己上一次这么轻松地逛街，是什么时候了。他这一年里头跑场子、修车、算账，脑子里永远有一个数字在转；只有这一会儿，他脑子里是空的，只有旁边的灯、人声，和肩上那枝桃花，还有享受这烟火味。
逛完花市已经快十一点。她不肯回家，说饿了，拉着他拐进旁边一条小巷。
巷子深处有一家招牌不起眼的云吞面店，几张矮桌摆在骑楼下，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老板娘认得她，隔着锅喊了一声“彤妹“。
“两碗云吞面，一碗大、一碗小。“郑若彤坐下来，很自然地把那碗大的推给他，“你干活多，吃这个。“
面端上来，皮薄得能看见里头的虾。梁博低头吃了几口，忽然问：“你怎么知道这家店？“
“我小时候住在这附近。“她说，“广州的好东西，全藏在这种地方——街头小门店、小巷子里，味道几十年不变。你要是只去那些大酒楼、大饭店，一辈子都不知道广州最正宗的味道。“
那天夜里，两个人在骑楼下坐到快十二点。她说了很多她小时候的事，梁博听着，偶尔“嗯“一声。他从没跟人这样坐过——不用计算，不用赶时间，一碗面可以吃了快一个钟头。
可第二天，一切又回来了。
那个年就这么过了。除夕夜他没回乡，一个人坐在铺面旁边的面店里，吃了一碟干炒牛河，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影子。
到正月初七，场子里开了年后的第一场。梁博本不想跑，可那场注不小，他想着开春要交的房租和要给家里寄的钱，还是去了。
那一晚他很早就到了同和水库，蹲在车边检查到半夜。他这一年跑得太密，右肩的老毛病犯了，抬起来就酸；右手握方向盘握得久了，早上起来会抖。他自己心里清楚，可他不敢说，也不能停——他一停下来，那二十七万就永远耗在那里了。
那场来了十几台车，好几个都是常年跑场子的老面孔。梁博排位时挑了中间的位置，不抢。发车之后他照旧压着节奏跑，前两圈一直卡在第四、第五。到第三圈，他从内侧连续超了两台；可到了第五圈，右肩开始发沉——他打方向的时候慢了一点点，就是那一点点，被后面一台黑色的车从外侧插了过去。
他咬着牙追了两圈，追不回来了。最后以第三名过线。
第三名，只有奖金池里的一成不到。他这一年跑了二十几场，头一回觉得，自己这台车、这双手，不太听使唤了。
回来的时候，他把车停在公寓楼下，在驾驶座上坐了很久。
他搬来这间公寓才几个月，屋里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楼下就是地铁。可他坐在车里，看着那扇亮着的窗，忽然觉得累——不是跑了一场的那种累，是整个人被一根绳子勒了一年、勒得胸口发闷的那种累。
他上了楼。郑若彤在他那儿等他，见他脸色不对，也没多问，只给他热了一碗汤。
“今天跑得怎么样？“她问。
“第三。“
“第三也不错啊。“她说，像是要安慰他。
梁博没接。第三名拿的钱，只有第一名的一成多点——这他心里清楚得很，可他没打算跟她说。她坐在旁边，看他一口一口把汤喝完，才说：“你最近瘦了好多。“
“跑得多。“
“那少跑两场不行吗？“
“再跑一阵就好了。“他说。
郑若彤“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只把碗收走了。她走到厨房门口，又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仿佛有千言万语，可又无从说得出口。
正月初七那晚，他一个人站在阳台上，把接下来一年的账算了一遍：债从三十一万削到二十七万，短贷那笔刚清掉，家里的医药费是个没底的洞，货车还能撑多久谁也说不准。要是照他现在这个跑法，一年下来，能还上十几万——那也得跑到明年冬天。
明年冬天。
他在阳台上站着，风吹得很冷，他却觉得心里那点火一直在烧。他掰着手指头往下排：开春这一季先把家里医药费那个窟窿填住，年中跑满场子，年底把那笔债削掉一块；等这些都清了，就回海珠，跟老杨说一声，重新做他的修车匠。他把这些安排在心里摆了一遍又一遍，摆得整整齐齐，仿佛像他以前在草稿纸上排公式一样。
他告诉自己：再拼一年。就一年，把大头先还上，把家里安顿住，然后就收手，回海珠南泰路去修车，正正经经地做回一个修车的。
他说服了自己。他觉得自己还是有数的——这一年怎么跑、跑几场、拿多少，他算得清清楚楚。他只是在给自己定一个期限。
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铺面。卷帘门拉开，冷风灌进来，他把那台灰色捷达的钥匙揣进兜里，像往常一样开始干活。过年不过年，对他来说没什么两样。
他那时候没想明白的是：期限这种东西，是给能收手的人定的。而这一年下来，他已经不太记得“收手“两个字，该怎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