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以后，梁博在场子里的名头又变大了。
前一年，人家叫他“开灰色捷达的“；到这一年三月，场子里开始有人叫他“算命的“。这个名头不响，可比“小梁“好用——凡是跑过两场的，都知道那边上有个人，看一眼车就知道这台车能跑几圈、什么时候会软；看一场赛就能说出下一次谁能赢。
有一回，一个外地的车手带着车来，说要跟他“会一会“。梁博绕着那台车走了半圈，就说：“你这车的涡轮，昨天拆过。装回去的时候垫片漏气，最多跑到第五圈就掉压。“那人不信，当晚照样上了场。第五圈，那台车果然掉压，掉到后面去了。
那人不服，第二天又来找他，追着问是怎么看出来的。梁博没解释——他解释不了，那种东西连他自己都说不清。
可场子里的人不管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个人看得出来；至于他是怎么看出来的，没人问，也没人真想知道。
找他的人，也从车手换成了另外一批。
那天下午，一个姓程的中年男人找到铺面来。他穿得干净，手里拎着一盒茶叶，进门先不问修车，反而问：“小梁师傅，我有个生意，想跟你聊聊。“
梁博正在给一台车换刹车片。“什么生意？“
“场子里那点事。“程先生把茶叶往工具台上一放，“我这边有几个朋友，常年下注，可他们下注全凭眼睛看、耳朵听，赢一半输一半，不划算。我听说你眼睛准——你能不能帮我'看看'？一场给我几个准头，我按场次给你钱。“
梁博蹲在那儿，没抬头。
他听得懂这话：这是让他帮着下注的人赢钱。不是修车，不是跑车，是站在场边，用他那双眼睛替赌客算输赢。
“我不下注。“他说。
“你不用下注。“程先生笑，“你只要看，说出来。钱我出，赢的我们分，输的算我的。你一点风险都没有。“
“场子里那么多人，为什么找我？“
“因为他们看车，你看的是人。“程先生说得慢条斯理，“别人看一台车跑得快不快；你看的是坐在车里那个人的心思。这种东西，有钱都买不到。“
梁博没说话。程先生也不急，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没点，夹在手指间转：“你想想。想通了，就来茶楼找我。那条街上有家茶楼，三楼，靠窗那张台，我每天晚上7:00-9:00都在。“
一点风险都没有——这话听着确实顺耳。梁博那一阵子正缺钱：过完年，家里的医药费还没补完，短贷的窟窿刚填，四月又要交房租和车队注册的那笔费用。他手头那点活钱，靠修车是攒不出来的。
他把那颗螺丝拧紧，站起来，看着程先生那盒茶叶，好半天没说话。
那天晚上，他去了场子。
他没答应，也没拒绝，只跟着程先生在场边站了一场。那一场他看了两圈就看出结果了——左边那台红色的车载油量不够，跑到第八圈必软；右边那台一直在压转速，是怕最后掉链子。他把这两条说了。
那一晚，程先生赢了。
第二天，程先生把一个薄薄的信封放在铺面门口，人没多坐就走了。梁博把信封拿进来，数了一遍：两千八。
他数完，把它塞进抽屉最底下，然后拿起扳手，接着修车。整整一个下午，他一次都没去碰那个抽屉。
可那两千八，比修车轻松。
从那以后，他隔三差五就去场边站一场——不看车的时候少，看车的时候多。他一开始跟自己说：这不算下注，我不拿自己的钱去冒险，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告诉他们。到后来他连这话也不说了。他往场边一站，程先生会递过来一支烟；他看两圈，说两三句话；散场的时候，信封就来了。
有一晚在南浦那片旧货场，场上跑了十几台车。程先生押的是第三台——一台改了涡轮的老车，车主是个不声不响的年轻人。
“这台怎么样？“程先生凑过来问。
梁博没马上答。他隔着半个场子看了一会儿，看那台车的排气颜色，看它过弯时车身的侧倾，看那年轻人换挡的手。两圈下来，他才开口：“这台赢不了。他第三圈开始就会怕，前头一有人，他就收油。“
“那我押第二台？“
“押那台蓝色的。“
那一晚蓝色的车赢了。程先生当场点了一沓钱，散场后把信封塞给他。梁博站在场边，看着那台输了的老车被推出场外，那个年轻人蹲在轮胎旁边抽烟，半天没起来。
他忽然想起几个月前，也是在这样一个场边，他自己蹲在轮胎旁边，手心里全是汗。那时候，他是跑的那个。
那阵子他白天修车，晚上一周有三四天泡在茶楼。
茶楼是程先生他们常去的，就在场子附近。包厢里摆着茶盘，几个人围坐着，喝茶、抽烟、聊下一场谁的车怎么样。梁博坐在角落里，话最少，可他一开口，那几个人就都不出声——他报一个名字，他们就记一个名字。
有一回，有人半开玩笑地问他：“小梁，你自己不下注？凭你这眼力，自己押自己，不比我们赚得多？“
梁博摇头：“我不碰钱。“
那人笑：“行，有原则。“
可梁博心里清楚：他嘴上说不碰钱，手里那些信封，一次也没退回去过。
他还是跑车的，只是跑得比以前少了。
杨真和看出来了。
有天上午，梁博到铺面晚了两个钟头，进门时衣服上没油，身上却带着烟味和茶味。杨真和正蹲在门口拆一台变速箱，没抬头，只说了一句：“场边嗰个位置，坐得几舒服？“
梁博没接话。
“舒服系舒服。“杨真和把垫片一片一片摆在地上，“不过你记住——你企喺场边睇人哋输赢，输嗰啲人，迟早会记住你系边个。“
“我又没下注。“
“冇下注。“杨真和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只手冇落注，你把眼落咗注。“
这句话，梁博听懂了。有一个下午，他没去场子，把自己关在铺面里，把那台灰色捷达从头到尾拆了一遍又装回去，装到手上重新沾满机油，心里才稍微静下来一点。
可第二天下午，程先生的电话还是打来了，他终于还是去了。
那天晚上从场子回来后，真正让他心里“咯噔“一下的，是郑若彤。
那阵子她出差去了佛山，回来的时候，两个人在街上走。她说起同事的八卦，说起公司里谁跟谁好了、谁又被调走了，说得高高兴兴。
走到一家糖水铺门口，她拉他进去坐下，点了两碗龟苓膏。她一边舀一边跟他讲佛山那家店的双皮奶有多难吃，讲得眉飞色舞。
走着走着，她忽然停下来，看了他一会儿。
“你最近是不是瘦了，还黑了一点。“
“跑车晒的。“
“不像。“她摇头，“跑车晒的黑，跟整天在茶楼里坐出来的不一样。“
梁博愣了一下。
“我前阵子给你打电话，你都是在茶楼里。“她说，“以前你晚上不是在铺面，就是在场子；现在你晚上总跟一帮人坐在那种地方喝茶。梁博，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
“还是那些事。“
“还是那些事。“郑若彤重复了一遍，声音不高，“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梁博，手上是有机油的。现在你身上是一股茶味烟味。“
她说完，自己也觉得话说重了，赶紧换了个轻快的调子，舀了一勺龟苓膏递到他嘴边，说起第二天要去吃什么。可那句话像一根小刺，扎在梁博心里，一路没拔出来。
那几天，他一个人在天河东路的公寓里坐到很晚。
他把这条“偏路“在心里摆了一遍：他不上场跑，钱来得更快、更稳；他不碰钱，也就没有输的危险；他只是在场边说了几句话。这么算，确实划算。
可他也在心里清楚：从什么时候起，他不再靠手吃饭，而是过上了开始靠那双眼睛吃饭的日子。他以前最得意的那点本事，是修车、是开车、是把手伸进机器里；现在他把它变成了一张牌，摊在场边，任人下注。
他还是告诉自己：就这一年。等债还清，他就回海珠，把这些全放下。他甚至在心里给这件事定了个日子——明年开春。到那个时候，他就把手上的场子都推了，把灰色捷达开回铺面，重新做回那个手上有机油的梁博。
可他隐隐约约知道，路这种东西，一旦走顺了，就走不回原来的那条了。他这一年在场边看别人跑，看得越多，越明白一件事：这世上真正“稳赢“的，从来不是车里的人，而是站在边上、怎样也不亲自下场的人。他已经开始尝到了那一点的甜头。
那天夜里，郑若彤在他公寓里留宿。她睡着之后，他一个人坐在客厅，坐到后半夜，他到底还是把那个抽屉拉开了。
七八个信封，一个一个拆开，摊在桌上数。数完，他把数记到账本上——二十七万，被他削到了二十一万。
他盯着那行数字看了很久。跑车那几个月，他一场一场咬着牙赢，也就削掉这么多；而坐在场边轻轻松松说了几个月的话，抽屉里就摞出了这些，感觉离还清家里的债务又近了很多。
他把程先生送来那盒茶叶，随手搁在橱柜最上一层——因为他自己一人的时候从来不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