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澳门回来之后，梁博在香港留了下来。
他没住酒店，陈嘉荞把她铺头楼上那间旧公寓收拾了出来，塞给他一把钥匙：“你跑完那场，钱都没数清就走了，像个来抢劫一样的。“梁博想要推辞，但她说得更快更干脆：“铺头是我的，房子是我爸的，你住就住，别啰嗦。“
那几天他过的是另一种日子。
白天他去黄师傅那家车行帮忙，蹲在车底下听化油器的声音；晚上跟着那帮港仔去酒吧、去私人牌局、去楼顶的烧烤。钱在他手上变得不再像钱——一晚的消费，抵得上他在广州跑一场的进账。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有人可以把“赢来的钱“当成每天的花销，花得毫不心疼。
车行里有台车在冒黑烟，港仔们弄了两天没弄好。梁博蹲了半个钟头，把节气门和风门各调了半格，又让人把空滤换掉，烟就淡了。
“你怎么看的？“黄师傅的徒弟凑过来问他。
“烟是黑的，说明油多气少。“梁博说，“先别动电脑，动气。“
那徒弟撇撇嘴，说了一句粤语。梁博没听懂，只在旁边看着他把空滤拆下来。
后来楼顶烧烤那晚，一个港仔教了他两句粤语脏话，他学说了一遍，发音难听得所有人都笑倒在椅子上。他也跟着笑。他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在广州，他笑得最多的地方是场边，那种笑是绷着的；在这边，笑是放得开的。
可有一晚散场后，他在楼下街上站着等车，忽然看见路边一个卖糖水的推车，车上贴着一张手写的价目表，字歪歪扭扭的。他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几秒，忽然想起南泰路铺面门口，他自己也曾贴过一张这样的价目表。
那一刻他有点想广州。
这念头只持续了半分钟，就被一辆停在面前的的士打断了。
又过了一晚他去了一个私人牌局。
局在湾仔一栋旧楼的顶层，屋里只开了两盏灯，桌上摊着牌和现金，空调开得很冷。梁博不打牌，他坐在窗边喝茶，看这些人怎么玩：有人一晚上不说话，只在关键时候加注；有人从头到尾在笑，输了多少都不在乎；还有一个中年人，每赢一把都要去洗手间洗一次手。
他看得出那个中年人今晚要输光——不是因为牌，是因为他洗手洗得越来越勤。手上越慌，心里越发虚。
凌晨三点，那个中年人果然把最后一叠现金推了出去，然后靠在椅子上说了一句“算了“，站起来走了。桌上没有人留他。
梁博那时候忽然想起广州的场子。那边的人输了钱会骂、会砸东西、会蹲在地上抽烟；这边的人输了钱就笑一笑，转身走人。他分不清哪一种更可怕。
第二天他睡到中午，起来以后在铺头楼上那间小公寓里坐了一会儿。屋里只有他的行李箱。窗子对着后巷，能看见对面楼晾着的衣服、窗上的冷气机、还有一只总在铁皮上走来走去的猫。
他忽然想起天河东路那间公寓。那间屋子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有地铁，有他自己挑的那张床。他搬进去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也配过上这种日子“。
现在这间屋子小得多了，可他从没觉得它小。
因为他几乎不在这儿醒着。
第四天下午，陈嘉荞拉着他去深水埗那边的电器行。
她要在那边看一批货架，顺便带他买点东西。他在电器行里走了两圈，停在一排笔记本电脑前面，站住不动了。
那是当时最新型号的一台，机身很薄，屏幕亮得刺眼。他伸手在键盘上敲了两下，又翻过来看底部的散热口，问店员硬盘的规格、散热的结构、内存能不能加。
店员用粤语夹着英文报参数，梁博听得半懂。陈嘉荞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忽然替他把话接了过去。
她挑东西的方式跟他完全不一样：他看的是散热口、硬盘规格、能不能加内存；她先看的是那台机器摆在桌上好不好看、边角是不是太硬。“我在巴黎那几年，“她一边翻包装一边说，“买个本子得先挑颜色，挑不到就等下一批——他们不将就。“
她不砍价，也不催。她只是一句一句地跟销售磨：延保要送，内胆包要送，扩展坞和鼠标也一样一样地凑；店员每次说“这个是要另外买的“，她就笑着说“你再帮我问问你们经理嘛“。她什么也不缺，可她那副样子，是在认认真真替他把这件事办漂亮。
磨了二十分钟，店员去后台申请了一圈，回来给了九点五折，还搭了一堆配件。
出门的时候她笑梁博：“你买东西像买零件。“
“这台要用几年的。“他说。
那台电脑，他当天晚上就用上了。
他坐在铺头楼上的桌子前，先装了一个了表格软件，然后把这一年在场子上记下来的东西一条一条敲进去：哪条路的弯是几度、哪个对手习惯在哪刹、那台捷达换过什么件、悬挂调了多少格。他敲到夜里十一点，越敲越精神——数学系的那点东西他没丢，他只是很久没地方用它了。
“你在做什么？“陈嘉荞穿着睡衣从另外一个房间里走出来，端着一杯水，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
“记东西。“
“记得这么细，有什么用？“
“以后用得上。“他说这话的时候很肯定，“车是靠数据说话的。“
她看了他一眼，没再问，把水放在桌上就走了。她不知道那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这个人坐在电脑前面的样子，跟他在车底下的样子一样——真的是认真的男人是最男人的，而且比她见过的任何一个男人都要认真、安静。
那晚他一直敲到凌晨一点。
敲完他往后靠在椅子上，看着满屏的行数，忽然有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感觉——这种“把事情理清楚“的踏实，比赢一场车更让他还要安心。他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在研究院里跟着李烈算东西的时候。
他想起李烈。那位老人教他的第一句话是“别急着下结论“；他这半年跑得太快，早就把那句话忘了。
他关掉电脑，躺下的时候，忽然前算了一下：这半年，他有几天是坐下来算过东西的？
他数不清。他只记得自己一直在跑、在看、在收钱。
那晚他躺着的时候，忽然又想起李烈。
现在他想，如果李烈在这儿，看见他昨天那副样子——一边喝酒一边替人看牌——会说什么。
大概什么都不会说。李烈这个人，最凶的时候就是不说话。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第二天早上他还是七点就醒了，这习惯改不掉。他在香港的第一个月，唯一没变的就是这一点：不管几点睡，天亮的时候他都会醒。
那天夜里广州的电话又打不通。他打过去，响到自动挂断也没人接。过了半个钟头，郑若彤回了一条微信：在开会，晚点说。那个“晚点说“接着也没有了下文。
再后来他打过去，她接得很快，但话很短：报表、加班、项目要拆出来上市、能不能先不聊。他问项目什么时候结束，她说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她问。
“再过一阵子。“
“哦。“
挂了电话，他在窗边站了一会儿。香港的夜风比广州咸，吹在脸上有点黏。他忽然想不起上个月他们最后一次好好说话是什么时候了。
他没敢承认的是，心里那点不舒服并不全是难受——还有一点轻松。他在这儿的日子，没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停“。
那晚他又跟着那帮港仔去了酒吧。
包厢里很吵，有人开了香槟，有人拍他的肩膀说“广州仔够狠“。他喝了几杯，靠在沙发上，忽然有一个瞬间觉得不太真实：几个月前他还在南泰路的车底下拧螺丝，为了母亲那五万块钱到处求人；现在他坐在香港的包厢里，身上穿的衬衫是陈嘉荞替他挑的，口袋里那张卡里的数字，是他自己都不敢看的。
那时候他觉得自己赢了。
他还不知道，这种“赢“，是要一样一样把东西换出去的。
那天晚上他依然没睡安稳。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爬起来，把账翻开算了一遍。
账上那一笔债，还是五万。
他从三月到四月，赢的钱不算少：广州那场大场、香港这一场、还有那些替他看车的钱。可那些钱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里漏出去了——火车票、酒店（后来省了）、衣服、酒、还有几笔他自己都记不清的花销。
他在“五万“这个数字上画了个圈。
他盯着那个圈看了很久，心里有点发冷：他这一个月，钱进得比过去一年都多，可那笔债务一分没减。
那一刻他给自己找了个理由：下个月还有一场，赢一场就够了。
但他没有把这句话写下来。他不敢写。
第二天下午他在车行接到一个广州的号码。
是银行打来的，提醒他有一笔定期到期。他站在车行门口听完，说了声谢谢，挂了电话。
那一瞬间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已经很久没有担心过钱了。
在广州的时候，他每天算的是这个月能不能凑上房租、下一场输赢是几千还是几万；到了这边，他连账单都不看——卡里的数字一直够用，不够的时候，一场车就回来了。
他站在门口，看着对面的斜坡，忽然觉得这种“不担心“很不真实。他说不上哪里不对，只是心里那根一直绷着的弦，松了太久，反而让他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