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楼里的气氛像被油灯烤着，越来越烫。李修斌站着没动。那个穿灰布褂子的男人也不急，只慢慢转着手腕上的佛珠，像在数什么。门外的狗吠得更凶了，平头从腰间摸出根短棍，下楼去了。
沈青忽然开口：“我打。这支母本我打过，能撑下来。把七号给我，别动他。”
男人掀了掀眼皮，像听见什么笑话：“母本已经不稳了。你上个月在清迈犯过一次厥，要不是他们送医快，你连这竹楼都上不来。现在打七号，你是送死。”
“那也是我的事。”沈青说，声音压得很低，但没退。
李修斌转过头看她。她的手指绞着衣角，指节发白。他忽然明白，她这些年在外面，不是在找活路，是在找还债的方式。而他，就是那个债主。
“我要先看货的检测数据。”李修斌说。
男人笑了，朝身后挥挥手。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从竹帘后出来，把一沓纸放在桌上。李修斌拿起来翻，全是英文和曲线图，页脚有红章，写着某个查不到注册编号的实验室代号。他看得仔细，像过去一样。末了，他把纸放回桌上，说：“我可以做，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我不打针，只做分离和配比。第二，做完这一批，我们两个一起走。”
男人拍了两下手，说：“干脆。我这个人最讲信用。做完这单，桥归桥，路归路。你们的账，一笔勾销。”他站起来，走到李修斌面前，压低声音，“不过，后生仔。这行当，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账平了，尾还得收干净。”
他走回里间。平头上来，把李修斌和沈青带到后山一间水泥平房里。门从外面反锁，窗有铁栏。外面下起了雨，雨点敲在铁皮屋顶上，像一千把小锤在敲。
平房里有张铁床，一个旧冰箱，几箱泡面和几件白大褂。墙角放着两台便携式离心机和一箱采血针管。李修斌把白大褂抖开，闻了闻，有消毒水味。他套上一件，说：“东西比我想的齐。”
沈青坐在铁床边，把袖口卷起来。小臂上密密麻麻的针眼，有的已经结痂，有的还泛青。李修斌看了一眼，手顿了一下。
“看什么。”她别过脸。
“你打了多少次？”
“不记得了。能活着就行。”她的语气很淡，像在说别人的事。
李修斌没再问。他调好设备，给自己抽了一管静脉血，又取了沈青的指尖血。离心机嗡嗡响，暗红色的液体在试管里分层。他盯着那些曲线，眼睛一眨不眨。雨声更大了，房檐开始滴水，在地上砸出一排小坑。
几个小时后，他抬起头，揉了揉太阳穴：“母本的血小板浓度太高，你最近是不是吃了红景天？”
沈青一愣：“在昆明的时候，他们给的营养剂里混了东西。”
“停掉。再吃会血栓。”李修斌把数据记在一张便签上，“他们不是怕你死，是怕你死太快，母本废了。”
沈青没说话，只把卷起的袖口慢慢放下来。她靠在铁床的栏杆上，闭着眼，像在听雨。李修斌也靠墙坐下。两个人中间隔着半米，像隔着这些年所有的误解和沉默。他知道她有很多事还没说。她不说，他就不问。
天快亮时，门从外面打开。平头带人来送早饭，两碗米线，一壶茶。他站在门口，说：“老板交代，今晚要第一批样。你们抓紧。”然后又把门锁上了。
李修斌吃完米线，开始配液。他从自己的骨髓血里提取干细胞，再用离心机分离出修复因子。过程不复杂，但需要极精准。他在一张旧工作台上操作，手很稳。沈青在旁边打下手，递酒精棉、换试管，动作默契得像练了千百遍。
可意外还是来了。下午两点多，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助手推门进来，说老板要他取母本血清。他手里端着个白色托盘，上面放着真空采血管。沈青伸出手。那人抽了血，又拿了个小玻璃瓶，说：“这个营养剂，现在打。”沈青看了一眼瓶身，没有标签。她问：“谁配的？”
“上面新送来的。老板说先用。”
沈青没说话，把袖子又卷起来。李修斌一把按住她手腕，对那人说：“这瓶放着，我看看。”那人有点为难。李修斌又说：“出问题谁负责？”那人犹豫了一下，把玻璃瓶留下，走了。
李修斌把瓶子放到灯下。液体很清，像水。他拔开橡胶塞，闻了闻，有股极淡的苦杏仁味。他脸色一沉：“别碰。这是活性的，没灭活。”
沈青的手僵在半空。她慢慢放下胳膊，声音有点干：“他们想让我再升抗体。”
“这样升下去，你活不过三个月。”李修斌把瓶子放进冷藏箱，“你早就知道，还配合？”
沈青抬起头，眼睛很亮，亮得有些吓人：“我早就不指望活了。只要你能走。”
李修斌胸口像被什么撞了一下。他别过脸，把采血针管一支支拆开。窗外雨还在下，天灰沉沉的，像永远放不晴。他低头配样，手指有些抖。他发现自己还是在乎。这比什么都危险。
刘爱琳靠在床头，膝上摊着一本书，但好半天没翻一页。窗外偶尔传来几声蝉鸣，拖得长长的，像一根拉不断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