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十七分，北上的列车像一条铁蛇，在台湾西部的平原上嘶鸣前行。
三等车厢里弥漫着劣质烟草、汗酸和脚臭混合的气味。车轮碾压铁轨接缝处的“哐当“声节奏恒定，像一台巨大的缝纫机在缝合黑夜的裂口。林默涵靠在车窗上，帽檐压得很低，半张脸埋在竖起的制服领口里。车窗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雾，外面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偶尔掠过的电线杆在黑暗中投下转瞬即逝的影子。
他闭着眼，但没睡。
从台北车站发车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小时，他的神经始终绷着，像一根拉到极限的弓弦。张启明那张油光水滑的脸反复在他脑海里闪现——那个叛徒最后看他的那一眼，到底有没有认出来？
旁边那个老太太在打呼噜，声音不大，但很有节奏。她怀里的布包袱不知道包了什么，硬邦邦的，随着车厢的晃动一下一下磕在林默涵的胳膊肘上。
林默涵睁开眼，从口袋里摸出那包“新乐园“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没有点。这是他的习惯——在不能抽烟的地方叼着烟，用烟草的味道提醒自己保持清醒。
列车减速了。
他微微直起身，透过水雾朦胧的车窗往外看。远处出现了一片稀疏的灯光，站牌上的字看不清，但轮廓像是一个小站的站台。
列车缓缓停了下来。车门被推开，一股冷风灌进车厢，带着田野里潮湿的泥土味。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列车员从车厢一头走到另一头，用闽南语喊了一句“临时停车，等信号“。
林默涵的眉头皱了一下。
临时停车。深夜。西线铁路。
他当过三年交通员，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要么是真的信号故障，要么就是有人在沿线设卡检查。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装束。美军顾问团中尉翻译。证件是江一苇搞来的，经得起查，但经不起细查。如果军情局第三处真的在沿线布了卡，他们手里有正规军方人员名单，一核对就能发现“罗伯特·陈“是假的。
旁边老太太翻了个身，包袱从怀里滑出来，滚到林默涵腿边。他弯腰捡起来，顺手放回她怀里。老太太嘟囔了一句梦话，翻了个身又睡了。
车窗外传来脚步声。
不是列车员的脚步——列车员穿的是软底布鞋，这个声音是皮靴，钉了铁掌，踩在站台的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咔咔“声。
林默涵把帽檐又压低了半寸。
脚步声停在车厢门口。
“证件。“
一个粗哑的男声，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不是本地的宪兵，是军情局的人。
林默涵听见车门被拉开，列车员的声音在解释什么，然后那个粗哑的声音打断了：“不用你管，例行检查。“
脚步声沿着车厢过道走过来，一节一节地查。
林默涵把叼在嘴上的烟拿下来，塞回烟盒。他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在长途旅行中昏昏欲睡的军官——身体微微歪着，头靠在车窗上，眼睛半睁半闭，手里松松地攥着帽子。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他听见那个粗哑的声音在前面的座位上盘问一个旅客，翻看证件的“哗啦“声，然后是挥手放行的声音。一节一节，像收割机在麦田里推进。
林默涵的呼吸放得很慢，很均匀。他的右手垂在身体右侧，手指微微弯曲——如果对方动手，他有三秒钟的反应时间，从座位上弹起来，用肘击对方的喉结，然后夺门而出。
脚步声到了他这一排。
“起来。“
两个字，像两块石头砸在车厢的寂静里。
林默涵慢慢抬起头，眼睛眯着，做出一副刚被吵醒的迷糊样子。他看着站在过道里的那个人——四十来岁，穿一件不合身的灰色便装，领口敞着，露出里面皱巴巴的衬衫。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延伸到下巴的旧疤，像是被什么利器划过。
“长官，什么事？“林默涵用带着闽南腔的国语问，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困惑和一丝不耐烦。
“证件。“
疤脸男人伸出手，手掌粗糙，指关节肿大，一看就是常年握枪的人。
林默涵慢吞吞地从内袋里掏出那张美军顾问团的证件，递过去。他的动作很慢，慢到几乎有些拖沓——一个被吵醒的军官的正常反应。
疤脸男人接过证件，凑到车厢连接处透进来的微光下仔细看。他的嘴唇无声地翕动，在读证件上的英文。
林默涵注意到他的左手一直插在便装口袋里。那个口袋的形状不对——有硬物顶着布料，是枪。
“罗伯特·陈。“疤脸男人念出证件上的名字，抬头看了林默涵一眼，“中尉翻译？“
“是的。“林默涵点了点头，用英语补了一句“Is there a problem, sir?“，语气里带着一丝属于美式军事文化的不以为然。
疤脸男人的表情僵了一下。他显然听得懂英语，但说得不好。
“你去台中做什么？“
“接人。美军工程组的专家，从台中来台北开完会，我送他们回去。“林默涵的回答流畅得像背台词——事实上这就是台词，他演练过无数遍。
“哪个工程组？“
“第七通讯工程组。长官，如果您需要核实，可以打电话到美军顾问团总务处。“林默涵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在证件背面写了一串号码，“这是总务处的值班电话，二十四小时有人。“
疤脸男人盯着那串号码看了几秒钟。他显然不会真的去打电话——大半夜的，而且打给美军顾问团，他一个军情局的便衣还没这个权限。
他把证件递回来。
“陈中尉，抱歉打扰了。“疤脸男人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但眼神还在林默涵脸上扫来扫去，“最近有共谍在逃，全岛戒严，例行检查。“
“理解。“林默涵接过证件，顺手塞回内袋，动作自然流畅，“抓到了没有？“
疤脸男人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还在查。“
“祝你们好运。“林默涵微微一笑，重新把帽檐压低，靠回车窗上。
疤脸男人又看了他两秒钟，转身走向下一排座位。
脚步声渐渐远去。
林默涵闭着眼，但全身的肌肉直到脚步声彻底消失在车厢另一头才慢慢松弛下来。他感觉到后背已经湿了一层——冷汗在棉质衬衫和制服之间洇开，凉飕飕的。
车窗外，站台的灯光终于开始后退。列车重新启动了，车轮的“哐当“声再次填满车厢。
他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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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零八分，列车到达台中车站。
天还没亮，站台上挂着两盏昏黄的汽灯，灯罩上蒙着一层黑烟。林默涵拎着帆布包下车，冷风迎面扑来，比台北更干、更冷，像一把钝刀子在脸上刮。
他站在站台上，装作在等什么人，目光扫视四周。
台中车站比台北小得多，候车室只有一间平房，门口站着一个打瞌睡的宪兵，枪靠在墙上，脑袋一点一点的。站前广场空荡荡的，只有几辆三轮车在寒风中瑟缩着等客。
没有军情局的人。至少表面上没有。
林默涵走出车站，沿着站前路往东走。路灯隔得很远，每隔几十米才有一盏，光线昏暗。他的靴子踩在柏油路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在凌晨的街道上格外清晰。
他记得苏曼卿给的地址——火车站旁边，中华路上，一家叫“准时钟表行“的铺子，老板叫老钟。
走了大约十五分钟，他找到了那条街。中华路是台中老城区的一条窄巷，两边挤满了两层高的砖木房子，一楼是店铺，二楼住人。大多数店铺都关着门，卷帘门上挂着铁锁，门板上贴着泛黄的春联——那是去年春节留下的，已经褪色发白。
“准时钟表行“在巷子中段，门面不大，一扇木门半掩着，里面透出一点灯光。
凌晨四点多，钟表店开着门。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林默涵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他先观察了一下周围——巷子两头都没有人影，远处有一只野狗在翻垃圾桶，除此之外一片死寂。
他推开门。
门上的铜铃发出一声清脆的“叮当“，在安静的店铺里格外刺耳。
店里很暗，只有柜台上一盏绿色的台灯亮着。空气中弥漫着机油、樟脑和旧木头混合的气味。四面墙壁上挂满了钟——挂钟、座钟、闹钟、怀表，大大小小几十个，有的在走，有的停了，指针指向不同的时间，像一群迷路的人各走各的方向。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头。
老头的年纪不好判断，大概六十到七十之间，脸上布满深褐色的老年斑，像一片风干的树叶。他戴着一副铜框老花镜，镜片厚得像瓶底，正低着头摆弄一块怀表的机芯。听见门响，他没有抬头，只是手上动作停了一下。
“修表？“老头的声音沙哑，像砂纸在木头上磨。
“不修。“林默涵站在柜台前，声音不大，“买表。“
老头抬起头，从老花镜的上方看了他一眼。那双眼睛浑浊，但深处有一丝极快的光闪过——像黑暗中的水面偶尔反射的月光。
“买什么表？“
“要准的。“
“多准？“
“能走就行，不用太准。“林默涵说出了约定的暗语。
老头的手在台灯下停住了。他用一块绒布擦了擦手指上的机油，慢慢摘下老花镜。
“你从哪来？“
“台北。坐夜车来的。“
“找谁？“
“找老钟。“
老头沉默了三秒钟。这三秒钟长得像一个世纪。
然后他站了起来。
老钟比林默涵矮了半个头，瘦得像一根风干了的老竹竿，但站姿很稳，像一棵生了根的老树。他绕过柜台走出来，脚步很轻，不像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
“跟我来。“
他推开柜台后面一扇小门，走进里屋。林默涵跟在后面。
里屋更小，只有一张木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灯罩擦得锃亮。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月份牌，上面印着“1953年“的字样——已经过期两年了，但没人撕掉。
老钟关上门，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几卷微缩胶卷、一叠信纸和一支钢笔。
“青松让我把这些交给你。“老钟的声音压得很低，“他在台中郊区的农场等你，地址写在这张纸上。“
他把一张折好的纸条递给林默涵。
林默涵接过来，没有立刻打开，而是先看了看老钟的脸。
“您认识青松多久了？“
“三年。“老钟重新坐回床沿上，拿起那块怀表继续摆弄，“他是我表侄。不过在这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彼此的底细。“
“他现在安全吗？“
“暂时安全。农场在太平乡，离市区二十里，很偏。“老钟头也不抬地说，“但他那边也出了问题。上个月农场里来了两个陌生人，说是买地，转了一圈就走了。青松觉得不对劲。“
林默涵的手指捏着那张纸条，指节微微发白。
“魏正宏的网撒得比我想的还大。“
“不止魏正宏。“老钟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锐利的光，“军情局第三处之外，保密局的人也插手了。两边在抢功，但目标一样——把你和你的整个网络连根拔掉。“
林默涵沉默了一会儿。
“江一苇的情况你知道吗？“
老钟的手顿了一下。
“听说了。魏正宏最近在查他，已经查了半个月了。但江一苇是机要秘书，动他需要上面的批准。魏正宏在等侍从室那边签字。“
“如果签了——“
“江一苇就完了。“老钟把怀表放在膝盖上，用绒布慢慢擦着，“他知道的太多了。一旦开口，整个台北的线人名单全完。“
林默涵在椅子上坐下来。椅子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吱呀“。
他闭了闭眼。
江一苇是他手里最后一张王牌。如果这张牌倒了，他就成了聋子瞎子，在台湾这个孤岛上独自面对整个军情局的追捕。
“老钟，我需要一个安全的发报点。“
老钟抬起头看他。
“你身上带着发报机？“
“没有。在台北丢了。“林默涵的声音很平，“我需要重新搞一台，或者找到一台能用的。“
老钟想了想，从铁盒子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画着台中市区的简图。
“太平乡农场里有一台，是青松去年从美军通讯营的旧货堆里淘的，能用，但功率小，发往大陆的信号不太稳。“他用手指点了点地图上郊区的一个位置，“另外，市区这边我认识一个修无线电的，手艺不错，嘴也严。但他不知道我们的事，你只能用'修收音机'的名义去接触。“
“名字？“
“蔡火旺。在自由路上开'火旺无线电行'。你跟他说是我介绍的，他不会多问。“
林默涵把信息记在脑子里，然后把纸条塞进嘴里，嚼碎了咽下去。
老钟看着他的动作，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还有什么？“
“有。“老钟从铁盒子里拿出最后一样东西——一把钥匙，“农场后门。青松说，如果有人追到台中，农场是最后一个据点。进了后门，地窖里有够吃一周的干粮和水，还有两把手枪，二十发子弹。“
林默涵接过钥匙，沉甸甸的，铜制的，表面磨得发亮。
“老钟，你呢？“
“我留在这里。“老钟重新戴上老花镜，低头继续摆弄那块怀表，“钟表店是死棋，没人会怀疑一个修表的老头。万一出事，我顶多被关几天，他们找不到证据。“
林默涵看着这个干瘦的老人，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保重。“
“你也保重。“老钟没有抬头，“台湾的冬天还长着呢。“
林默涵推开门走出去。铜铃又响了一声“叮当“，在凌晨的巷子里格外清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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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亮的时候，林默涵在台中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面摊上吃了一碗阳春面。
面摊老板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动作慢吞吞的，但下面条的手法很利索。大锅里翻滚着白水，一把碱水面丢进去，三十秒捞起来，浇上一勺猪油、一勺酱油、一把葱花，就是一碗阳春面。
林默涵坐在塑料矮凳上，就着寒风把面吸进嘴里。猪油的香气冲进鼻腔，他才发觉自己已经将近二十个小时没正经吃过东西了——从昨晚在苏曼卿咖啡馆喝的那碗糙米粥算起。
面摊旁边蹲着一只黄狗，眼巴巴地看着他。他夹了一筷子面给狗，狗一口吞了，尾巴摇得像风车。
老太太在旁边烧煤炉，火光映着她满是皱纹的脸。
“先生，听口音不是本地人？“
“从台北来的。“林默涵头也不抬地说。
“台北好啊，大城市。“老太太往炉子里添了一块蜂窝煤，“来台中办事？“
“看亲戚。“
老太太“哦“了一声，不再多问。台湾的老一辈都有这个分寸——不多问，不多看，各过各的日子。
林默涵吃完面，付了钱，在面摊旁边的水龙头下洗了把脸。冷水激在脸上，把最后一丝困意赶走了。
他站在街边，看着天边慢慢泛起鱼肚白。台中的冬天没有雪，但冷得透彻，像一根针从皮肤扎进骨头里。
他得在天亮之前赶到自由路，找到那个修无线电的蔡火旺。白天太危险，美军顾问团翻译在台中街头晃悠，迟早会引人注目。
他把帽子压低，把制服最上面的扣子解开，让领口看起来随意一些，然后朝自由路的方向走去。
晨光熹微中，台中老城慢慢苏醒了。卖豆浆的小贩推着车从巷子里出来，叮叮当当地敲着铜铃。有人骑着自行车从他身边经过，车铃“叮铃铃“地响。远处传来鸡鸣声，此起彼伏，像一场没有指挥的交响乐。
林默涵走在晨光里，像一个普通的过路人。
但藏在制服下面的那本《唐诗三百首》和夹在其中的女儿照片，像一团火，烫着他的胸口。
他摸了摸那个位置，加快了脚步。
（第0607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