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统治中后期，大唐盛世的表象之下，边疆格局悄然剧变。北方突厥死灰复燃、东北半岛战事拉锯不休，两场跨度十余年的边疆博弈，彻底改写了贞观以来大唐稳固的边疆版图，为后世边疆隐患埋下了深远伏笔。
调露元年（679年），北方边境风云骤变。长期臣服于唐、隶属于单于大都护府管辖的**厥核心部族——阿史德温傅、阿史德奉职两部，骤然撕毁藩属盟约，举兵反叛。
自贞观年间突厥降唐以来，大唐对突厥贵族采取羁縻治理政策，保留其部族建制与贵族特权，令其镇守北疆。但数十年间，突厥旧部始终心怀异志，对唐朝的管辖约束积怨已久，趁着大唐主力聚焦东北、西北边防兵力空虚的窗口期，两部贵族密谋独立，为凝聚各部人心、确立正统，共同拥立突厥王族阿史那泥熟匐为新可汗，正式脱离大唐版图，北疆全境震动。
叛乱消息传至洛阳朝堂，唐高宗李治即刻下诏调兵平叛，任命当世名将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总领北疆平叛全军，以曹怀舜、李文暕为副将，统领数万唐军北上讨伐叛军。
此战初期战局极具变数，唐军尚未与裴行俭主力汇合，副将曹怀舜所率先锋部队便仓促遭遇突厥主力。叛军首领阿史那伏念深谙北疆气候与战地地形，借着骤然刮起的猛烈顺风，指挥骑兵全速冲锋。狂风卷着沙尘扑面而来，彻底扰乱了唐军的阵型与视线，步兵阵列溃散、弓弩无法瞄准，军心瞬间大乱。
仓促应战的唐军无力抵挡突厥骑兵的冲击，全线溃败，士兵死伤无数，尸横原野，阵亡者数量难以统计，是大唐北疆多年来少见的惨败。主帅曹怀舜与李文暕无力稳住战局，为保全性命，竟弃大军于不顾，独自突围逃亡。
收拢残兵败卒后，两支军队早已士气尽丧、战力全无。贪生怕死的曹怀舜为求脱身，私自拿出军中大量金帛珍宝，主动贿赂阿史那伏念，遣使向突厥求和。双方在战地设坛，宰杀牛羊立誓结盟，达成停战协议。阿史那伏念见唐军主动示弱求和，且暂无继续追击的必要，便下令撤军。曹怀舜、李文暕才得以带着残存的溃兵狼狈返回京师，此战唐军颜面尽失。
待到裴行俭率领主力大军抵达北疆战场，战局才彻底扭转。裴行俭精通兵法谋略，深谙游牧部族人心不齐、各部猜忌的弱点，并未急于强攻，而是巧施反间之计。他暗中散布离间流言，分化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两大核心势力，刻意放大两部之间的权力矛盾与利益分歧。
长年对峙与猜忌之下，两大突厥首领彼此心存戒备、互不信任，部族联盟彻底瓦解，走投无路之下，二人最终率领部众向裴行俭俯首请罪，归降大唐。裴行俭为彻底平息北疆战乱、安抚突厥降众，郑重许诺保全阿史那伏念及一众降人的性命，以安人心。随后，裴行俭押送阿史那伏念等突厥核心首领，班师回朝。
此战裴行俭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举平定大规模突厥叛乱，立下旷世奇功，却引来朝堂小人嫉恨。时任侍中的裴炎素来与裴行俭不和，极度嫉妒其赫赫战功，唯恐裴行俭声望盖过朝臣、深得帝心，于是暗中向唐高宗进献谗言，刻意夸大突厥降部的隐患，声称伏念等人狼子野心、归降只是权宜之计，留之必为后患，极力唆使李治诛杀所有降首。
晚年的李治身体孱弱、心性多疑，判断力大幅衰退，轻信了裴炎的片面之词，全然不顾裴行俭的战前承诺与安抚边疆的大局，下旨将阿史那伏念等五十四名突厥降将全部处斩于京师。
此桩大规模屠杀边疆归附首领的惨案，是唐朝立国以来前所未有之举，彻底打破了大唐对边疆部族“怀柔羁縻、善待归降”的百年国策。消息传回北疆，所有游牧部族人心寒彻，大唐诚信荡然无存。
裴行俭目睹朝廷背信杀降、自毁根基，痛心疾首，无奈长叹：“杀降者不祥，自此之后，再无部族诚心归降大唐矣！” 他深知此番短视之举，必将引发无穷边疆祸患，心灰意冷之下，自此称病闭门，不再入朝参政，一代名将就此闲置朝堂。
而李治的荒唐决策，很快便招致恶果。杀降次年，即永隆三年（682年），突厥残余势力趁大唐北疆人心涣散、防备松弛，由枭雄骨咄禄牵头聚众再起，一举攻占北疆重镇黑沙城，正式起兵反唐。
骨咄禄自立为可汗，收拢散落各地的突厥残部，同时招揽熟知大唐边防虚实的谋臣阿史德元珍为臂膀，建立后突厥政权。新生的后突厥势力飞速壮大，迅速恢复战力，开始持续入侵大唐边境，战火席卷南北多地。
叛军先后进犯山西并州、单于都护府北部边境，阵斩岚州刺史王德茂；继而挥师东进，攻入河北妫州，围困单于都护府，诛杀府中司马张行师；又攻破蔚州，斩杀刺史李思俭。短短数年间，突厥铁骑连年寇边、烧杀劫掠，北疆州县屡遭屠戮，边境百姓流离失所，大唐北疆防线全面承压。
为抵御后突厥的持续侵扰，李治不得不启用猛将程务挺镇守北疆边疆，常年屯兵驻守，耗费巨额军费兵力，陷入被动防御的泥潭，贞观、永徽以来稳固的北疆格局彻底崩塌。
相较于北疆的叛乱反复，唐高宗前期在东北半岛的征伐一度创下盛唐武功巅峰，接连覆灭两大古国，却终因国力分散、战略取舍失当，最终错失半岛控制权。
永徽六年（655年），东北半岛战火再起，高句丽联合百济结成军事同盟，联手攻打夹缝求生的新罗。新罗国力孱弱，难以抵挡两国联军攻势，疆域接连失守、局势岌岌可危，遂紧急派遣使臣远赴长安，向大唐上表求援。
彼时大唐国力鼎盛、军力强盛，李治有意彻底肃清东北边患、确立大唐在半岛的绝对霸权，遂下定决心出兵介入，先后调遣大军东征，轮番出击高句丽与百济两大政权。
历经数年持续征战，唐军势如破竹，连连取胜。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开国名将、邢国公苏定方率领东征大军大破百济主力，彻底灭亡百济政权，俘获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太子扶余隆等王室、重臣五十八人。
苏定方班师凯旋，将一众战俘献俘于东都洛阳紫微城正门——则天门。唐高宗亲临城楼受俘，细数百济屡犯邻邦、违抗唐廷的罪状，最终以天朝上国的气度下诏赦免众人死罪。至此，百济正式灭亡，这场颠覆半岛格局的战事，史称唐灭百济之战。
百济灭亡后，其残余贵族不甘心国破家亡，暗中收拢残部，掀起大规模百济复国运动，占据百济旧地多处城池，持续对抗唐军。倭国（日本）觊觎朝鲜半岛已久，意图借机介入半岛局势、扩张海外势力，于是大举出兵援助百济残余势力，与唐军对峙。
龙朔三年（663年），决定半岛格局的关键之战白江口之战爆发。大唐名将刘仁轨率领唐、新罗联军水师，在白江口与倭国、百济联军展开旷世水战。唐军战船精良、战术精妙、水师战力碾压敌军，四战四捷，焚毁倭军战船数百艘，全歼数万倭、百济联军，彻底击溃倭国主力，断绝了百济复国的最后希望。百济残余势力彻底溃散，复国政权土崩瓦解，残余王族仓皇逃往高句丽避难。
平定百济残余势力后，大唐将全部东征兵力聚焦于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年），唐军历经多年苦战，攻破高句丽都城平壤，立国数百年的高句丽政权宣告覆灭。
短短十余年间，大唐接连平定百济、攻灭高句丽，彻底终结了东北半岛三国鼎立的格局，将半岛大部分疆域纳入大唐羁縻管辖，设立熊津都督府、安东都护府管控两地旧地，大唐在东北的疆域与威望达到顶峰。
但盛世武功的背后，新的争端迅速滋生。新罗眼见两大强敌覆灭，不甘心受制于大唐，意图独占朝鲜半岛疆域，于是一改臣服姿态，暗中勾结高句丽、百济残余旧部，开始持续蚕食大唐在半岛的管控区域，不断侵扰熊津、安东两大都护府所辖城池，罗唐矛盾彻底激化，罗唐战争全面爆发。
其中，百济旧地的熊津都督府是双方争夺的核心区域，两军在此展开长年累月的惨烈拉锯战，城池反复易手，半岛局势再度陷入动荡。
咸亨元年（670年）七月，新罗集结全国精锐大军，发动大规模突袭，攻势迅猛、势不可挡，一举攻陷唐朝熊津都督府所辖八十二座城池，大唐在百济旧地的统治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
咸亨二年（671年）正月，新罗再度出兵北上，专攻百济残余唐军防区，两军激战于熊津南部；六月，新罗军兵临百济重镇加林城，在石门与唐军主力正面决战。此战新罗大获全胜，据史料记载，新罗军阵斩唐军五千三百余人，生擒百济籍将军二人、大唐果毅校尉六人，战绩斐然。
经此数战，新罗彻底掌控百济旧地绝大部分疆域，兵锋直指熊津、泗沘等大唐在半岛的核心统治重镇，唐军在百济的势力范围被极度压缩，陷入被动防守的困境。
为扭转东北战局、稳固半岛统治，大唐紧急调遣名将薛仁贵出任鸡林道总管，率军驰援熊津都督府，全权负责对抗新罗的战事。
此战双方各有胜负，中韩史料对战绩的记载也各有侧重、略有出入。据朝鲜《三国史记》记载，上元三年（676年）冬十一月，新罗将领沙湌施得率领水师出征，在所夫里州伎伐浦与薛仁贵所率唐军水师展开海战。初战新罗军失利落败，随后重整兵力，接连与唐军展开大小二十二场战役，悉数取胜，累计斩杀唐军四千余人，重创大唐水师主力。
而中国正史记载的唐军战绩则更为亮眼。上元二年二月，大唐名将刘仁轨率军出征，在七重城大破新罗主力军团，斩获颇丰，重挫新罗军心。此战之后，大唐调整东北将帅部署，任命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驻守安东都护府，持续对新罗用兵。李谨行骁勇善战、治军严明，在买肖城接连三次大败新罗军，彻底击溃新罗主力精锐，让新罗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
接连损兵折将的新罗国力耗尽、难以为继，新罗王金法敏自知无力与盛唐长久抗衡，只得放下姿态，派遣使臣远赴长安入朝谢罪，献上金银珍宝、土特产等巨额贡品，俯首求和，恳请大唐罢兵休战。
就在东北战事即将以大唐完胜收尾、可以彻底肃清半岛隐患之际，朝堂重臣张文瓘的一番劝谏，彻底改变了半岛最终格局。
彼时大唐边疆双线承压，北疆突厥叛乱持续蔓延、西线吐蕃势力疯狂扩张，吐蕃已然成为威胁大唐河西、陇右腹地的头号强敌。张文瓘审时度势，向唐高宗直言利弊：大唐国力有限、兵力分散，若长期深陷朝鲜半岛拉锯战，必然无力兼顾西线吐蕃威胁，得不偿失。他恳请李治调整国家战略重心，收缩东北战线，全力聚焦西线对抗吐蕃。
晚年的李治采纳了这一战略建议，决意放弃对朝鲜半岛的绝对掌控，主动收缩东北边防兵力，默认了新罗在半岛的扩张成果，承认新罗“尽取百济旧地、疆域推进至高句丽南部边境”的既定事实。
自此，唐朝正式放弃熊津都督府管控权，彻底退出百济旧地。历经十余年东征血战、付出无数军民伤亡换来的东北疆域成果付诸东流，大唐彻底丧失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权。东北边疆格局彻底重塑，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分区域，而大唐自此再也未能重返半岛核心区域经营势力。
唐高宗中后期的突厥、半岛两场边疆变局，本质是大唐战略决策失误与治边理念失衡的集中体现。北疆杀降失信，透支了大唐百年羁縻政策的公信力，导致游牧部族离心离德，后突厥百年边患由此生根；东北功成弃土，耗尽国力军力的东征成果拱手让人，错失掌控东北亚格局的绝佳机遇。
两场战事之后，大唐边疆由贞观、永徽时期的全面开拓、四方臣服，转为守成收缩、隐患丛生，为武周时期边疆动荡、藩镇隐患萌芽埋下了深刻的历史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