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赵曙即位之后，承袭仁宗中后期积弱积弊的朝政局面。他深知仁宗一朝虽号称盛世，却长期存在冗官、冗兵、冗费三大积弊，吏治拖沓、官僚臃肿、财政耗竭、国力虚耗，盛世外表之下暗藏深重危机。因此英宗并未因新君初立、刻意守旧维稳，反而立志振刷朝政、裁救积弊、矫正时弊，试图在平稳过渡中整顿朝纲、刷新吏治、纾解国力。
在朝堂用人方面，英宗延续仁宗庆历以来的开明政风，继续重用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一批历经风波、通达治体、主张革新的重臣，维持中枢政局稳定，依托成熟宰辅团队推行朝政整顿。面对数十年累积的制度沉疴，英宗主动向执政宰辅发问，聚焦如何裁汰积弊、精简政务、节制冗费、整顿吏治等核心难题，虚心征询重臣对策，主动谋求朝政革新与制度修正，展现出守成君主之中难得的进取意识与忧患之心。
针对北宋最致命的冗官泛滥、升迁过滥、官员冗余问题，宋英宗推出针对性的吏治调整政策。宋代前期官员磨勘升迁制度宽松、年限短促，官员进阶极快，导致官僚队伍急速膨胀、朝廷俸禄开支连年暴涨、闲官冗官充斥朝堂，严重拖累行政效率与国家财政。
为遏制官僚队伍无序扩张、减缓财政压力，英宗下诏统一延长各级官员转迁磨勘年限，放缓官员晋升节奏、压缩冗余升迁名额、严控官僚扩张速度。这一举措虽非大刀阔斧的变法改制，却是温和务实的制度纠偏，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冗官泛滥趋势，缓解了官僚体系膨胀给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负担，让紊乱松弛的仁宗末年吏治稍稍趋于规整严谨。
与此同时，为弥补官僚体系人才老化、庸吏充斥的弊端，英宗极为重视选贤任能、储备清流才俊。他特意诏令中书宰执、朝廷重臣广泛举荐品行端正、学识优异、治事干练的奇才之士，择优充实馆阁储备人才，补足中枢文官梯队，试图以新进贤才改良老旧政风、提振朝廷治理能力。
在财政层面，英宗赵曙从仁宗手中接过的，绝非一个富庶强盛的太平江山，而是一个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积贫深重的大宋财政烂摊子。
历经仁宗四十二年的漫长统治，表面上的“嘉祐之治”承平气象背后，是难以承受的奢靡消耗与结构性沉疴。一方面，对辽、西夏的岁币支出成为常年固定的财政出血点；另一方面，“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愈演愈烈，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军队规模恶性膨胀，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加之连年灾荒不断，朝廷不得不耗费巨资赈济抚恤，导致祖宗留下的丰厚积蓄被消耗殆尽。彼时的封桩库、左藏库等国家级核心国库尽数空虚，府库无积、帑藏匮乏，国家财政常年处于赤字运转的脆弱状态，稍遇边事或天灾便捉襟见肘。
这一危机在治平二年（1065年）的官方财税数据中暴露得淋漓尽致。是年，大宋全国年度财政岁入虽高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贯石匹两，体量依旧庞大，看似国力充盈；然而，朝廷军费、官俸、祭祀、岁币、工程、赈济等全年支出却高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贯石匹两。岁出竟超出岁入四百二十一万，年度收支明确入不敷出、收不抵支，赤字已然常态化。这组数据无情地撕下了盛世最后的遮羞布，标志着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结构性危机彻底暴露无遗。英宗一朝虽试图整顿，但积重难返，这一触目惊心的财政困局，最终也为后来宋神宗、王安石熙宁变法的财政改革埋下了深刻的时代诱因。
除吏治、财政整顿之外，宋英宗最为突出、影响后世千年的功绩，在于极度尊崇文教、重视典籍整理、大力扶持史学修撰，开启北宋中后期史学鼎盛局面。英宗一生嗜读好学、崇尚儒术、爱惜典籍，深知史书为鉴往知来、治国理政之本，故而在位期间极力推动官方修史事业，为宋代文化繁荣奠定关键基础。
治平元年（1064年），史学家司马光潜心编撰的编年体通史初稿《历年图》成书上进。该书梳理历代治乱兴衰、梳理千年朝政得失、条理清晰、体例严谨，为系统性通史雏形。宋英宗阅览之后大加赞赏、深为嘉许，充分认可司马光的史学才学与著史格局，由此萌生了开设官方书局、修撰大型历代通史的宏大构想。
治平三年（1066年），在司马光奏请之下，宋英宗正式下诏，特许司马光单独设局、专职修史，正式启动《资治通鉴》编纂工程。英宗不仅全盘应允司马光选聘史学助手、组建专业修史团队的请求，更给予史无前例的官方顶级配套支持。
英宗特旨将修史书局设于崇文院核心馆阁之内，让修史团队居于国家最高文化机构，保障修史环境清幽纯粹；同时特许书局无限制借阅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等皇家六阁全部珍藏典籍、历朝实录、起居注、国史、野史、档案文书，让修史取材穷尽官方藏书、史料完备无缺，彻底解决历代修史取材不足、文献残缺的难题。
除此之外，英宗为彰显重史尊儒之意、保障修史无忧，专项划拨朝廷专款经费，专门供给书局日常开支；御赐皇帝御用笔墨、缯帛供史官使用；每日专门拨付宫廷水果、糕点膳食优待修史群臣；更特派专职宦官驻局服务、打理杂务，让司马光与一众史官专心著书、不问俗务、不受干扰。
宋英宗这一系列破格优待、极致支持的诏***，从制度、经费、文献、后勤全方位奠定了《资治通鉴》编纂的坚实基础，让这部千古史学巨著从立项之初便拥有历代罕见的官方资源与帝王背书。
司马光感念宋英宗知遇之隆、信任之深、格局之广，立志穷尽余生、报答君恩。此后历经十九年皓首穷经、朝夕不辍、耗尽心血，终成三百余万言的编年体通史巅峰之作，为华夏史学留存不朽经典。可以说，若无宋英宗的远见卓识、鼎力支持、破格优待，便无《资治通鉴》的顺利成书与传世不朽，英宗一朝虽享国短促，却在中国文化史学史上留下极为厚重、不可磨灭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