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穆、敬、文、武四朝的动荡积弊，中唐以来，藩镇割据、朋*党倾轧、宦官擅权、吏治松弛四大顽疾层层叠加，大唐盛世余辉散尽，朝野积弊深重、人心疲敝。三十七岁的唐宣宗李忱以皇叔身份逆袭登基，深知天下凋敝、朝政糜烂之根源。他半生蛰伏、冷眼旁观四朝治乱兴衰，深谙王朝兴衰之道，对贞观盛世的清明吏治、明君贤臣之道极度推崇，毕生酷爱研读《贞观政要》，将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思想奉为圭臬，作为自己拨乱反正、重整朝纲的核心准则。
登基之后，李忱彻底褪去半生韬晦，夙兴夜寐、勤于万机，以孜孜求治、励精图治的姿态，全力革除中唐遗留的种种弊政，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汲取历代治乱兴亡的教训，凝练出传世治国座右铭：“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他深刻洞悉：天下大乱、朝政崩坏，皆因君主任用奸佞宵小；天下大治、国泰民安，皆因朝堂遍布忠良贤臣。用人之得失，便是国运之兴衰。
为时刻警醒自身、不忘初心，李忱特意将这句箴言亲笔书写于御座屏风之上，朝夕相对、日日自省。每逢理政之余、朝会之后，他必正襟危坐、正色拱手，恭敬拜读《贞观政要》全文，对标贞观年间的君臣操守、治国法度、爱民之道，以此严格约束自身言行、规范朝政举措。
经年累月的效仿与自省，塑造了李忱独有的帝王执政风格。其临朝理政，明察秋毫、决断果决，执法公允、不徇私情。赏罚大权牢牢掌控于手，珍惜官爵封赏、不轻授虚职、不滥施恩典，杜绝晚唐以来权贵无功受禄、朋*党私相授官的乱象。自身更是恭俭克制、崇尚节俭，摒弃武宗奢靡之风，缩减宫廷用度、杜绝奢靡游宴。同时体恤万民、惠爱百姓，轻徭薄赋、安抚民生。
正因大中一朝君臣清明、法度整肃、吏治澄清、爱民恤民，其施政成效卓著、深得民心。即便晚唐王朝大势已去、后续帝王庸弱无能，直至大唐亡国，世人依旧称颂大中新政的清明治世，朝野上下皆尊称唐宣宗为**“小太宗”**，成为晚唐三百年基业中，最后一位堪称贤明的中兴帝王。
自元和末年兴起的牛李党争，历经四十余年缠斗，贯穿穆、文、武三朝，两党势同水火、相互倾轧、党同伐异，不问是非、只分派系，致使朝政荒废、政令反复、官员内耗严重，成为中唐最大的政治痼疾。
唐武宗一朝，重用名相李德裕，独重李党、斥逐牛党。李德裕雄才大略、才干卓绝，辅佐武宗平定藩镇、裁抑僧尼、整肃吏治，缔造会昌中兴，但其秉政期间独揽相权、党势极盛，朝堂官员多依附李党，派系格局根深蒂固，皇权受到相权制衡，朝野派系对立依旧尖锐。
李忱登基之后，深知朋*党不灭、国无宁日。为彻底打破四十余年党争格局、收回绝对皇权、重塑朝堂秩序，他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以极短时间清算武宗朝核心重臣李德裕一党，接连贬谪李德裕出京，层层削权、步步远贬，最终将其逐出庙堂、流放崖州，彻底终结李党专政的局面。
在清算李党的同时，李忱不计派系恩怨、唯求朝堂平衡，大举征召、起用沉寂多年的牛党朝臣，吸纳两党贤能、摒弃派系私怨，以皇权绝对权威压制朋*党对立，强行终结绵延四代、祸乱天下的牛李党争，彻底扫清困扰中唐数十年的政治顽疾。
除终结党争外，李忱对内大刀阔斧全面整肃：强力抑制宦官势力膨胀。他亲身历经甘露之变的惨烈、文宗被囚的屈辱、武宗受制于阉党的困境，深知宦官专权、废立帝王的祸患，登基后步步布局、制衡阉党，既利用宦官稳定宫廷，又严防其染指朝政、掌控军权，杜绝宦官再度操控皇权；严厉打击不法权贵、外戚勋贵，整治豪门兼并土地、特权枉法、横行乡里的乱象，压制外戚干政隐患；平反甘露之变冤案，当年甘露之变中，除主谋郑注、李训确有乱政夺权之实不予赦免外，其余惨遭株连、冤死的文武百官，尽数彻底昭雪、恢复名爵、抚恤家人，洗刷数十年朝堂冤屈，平复朝野人心。
宰相总领百官、总揽中枢，是一朝朝政的核心，李忱深知宰辅得人，则天下大治；宰辅失人，则朝政必乱，因此对宰相人选极度审慎，绝不假手于人，所有中枢宰辅，皆由帝王亲自甄选、亲自裁定，杜绝权臣荐举、派系推举、宦官干预，从根源避免结党营私。
其求贤若渴之心，可见于错失名相白居易的千古憾事。宣宗即位之初，整顿朝堂、广求贤才，纵观当世文臣，首先想到的便是名满天下、德才兼备的白居易，欲征召其入朝拜相、辅佐新政。可当诏书拟就、准备颁行天下之时，才得知白居易已然病逝八个月。贤臣已逝、再无复用之机，李忱惋惜悲痛不已，感念其一世才名、清正风骨、济世之心，亲笔写下千古名篇《吊白居易》，字字含悲、深表追思怀念，足见其重贤惜才之诚。
宣宗选相，始终以杜绝朋*党、中立公正、忠心实干为第一准则，哪怕既定人选，一旦察觉隐患，也会当即替换、绝不姑息。曾有一次，李忱已然敲定萧邺为新任宰相，命枢密使前去问询，是否保留其原有史馆官职。问询过程中，李忱敏锐察觉，萧邺长期任职文职、交际圈层固化，极易与朝臣缔结私党、形成派系势力。为防微杜渐、杜绝朝堂新生朋*党，他当即改变旨意、断然换人，即刻罢黜萧邺拜相之命，改任行事中正、无党无派的崔慎由为相，其防患于未然、制衡朝局的政治敏感度，可见一斑。
从谏如流、乐于纳谏，是唐宣宗区别于晚唐所有昏庸、懦弱帝王最鲜明的特质，其纳谏胸襟与气度，仅次于千古明君唐太宗，成为大中之治得以成型的核心根基。
晚唐帝王多刚愎自用、厌闻直谏，视谏官直言为聒噪，动辄贬谪诛杀直臣，致使朝堂噤若寒蝉、无人敢言弊政。而李忱主动破除陋习，广开言路、虚心受教。他曾效仿唐玄宗，意欲前往华清宫游幸休憩、放松身心，此事本为帝王寻常游乐，却遭到朝中谏官集体上疏力谏，言辞激烈、直言劝谏其不可耽于游乐、荒废朝政。面对群臣直言犯上、不留情面的谏言，李忱毫无帝王骄矜之气，欣然接纳，当即取消游幸行程，专心理政、克制私欲。
终大中一朝，无论是专职谏官的针砭时弊、直言得失，还是门下省官员对圣旨政令的封驳驳回，但凡言之有理、利国利民，李忱几乎全部虚心听从、择善而从。他对臣下奏议极度尊重、心存敬畏，每收到文武百官的奏疏章表，必先洗手焚香、静心肃穆，而后再仔细阅览、深思研判，绝不草率批阅、敷衍处置，足见其敬臣、敬事、敬民之心。
贞观盛世，唐太宗得魏徵直言敢谏，成就千古君臣佳话；大中盛世，李忱复刻贞观盛景，得魏徵五世孙魏谟为股肱之臣。魏谟早年，唐文宗研读《贞观政要》，追慕魏徵忠直风骨，特意寻访魏氏后裔、择优入仕。魏谟承袭先祖风骨，性情刚正、耿直无私、敢于极谏，复刻了魏徵直言不讳、不畏皇权的名臣气度。
当时朝堂众宰相，皆深谙帝王心思，进谏之时多委婉含蓄、避重就轻、曲意迎合，唯恐触怒龙颜、招致祸患。唯独魏谟遇事直言、开门见山、直指弊政，无所避讳、无所曲从，对错利弊尽数直言。李忱对其极为器重、由衷赏识，常常感慨群臣：“魏谟风骨酷似其先祖魏徵，忠直可嘉，朕素来极为看重他！”最终破格重用，拜其为宰相，令其执掌中枢、匡正朝政。
除魏谟外，但凡直言进谏、洞悉时弊的贤臣，皆能得到宣宗破格提拔。兵部侍郎蒋伸曾入朝进言，一针见血指出晚唐吏治隐患：当下朝廷授官过宽、仕途门槛渐低，众多官员并无实才、心存侥幸，仅凭钻营依附得官，庸官冗官充斥朝堂，长此以往，吏治败坏、民心离散，必将招致天下动乱。
这番言论直击朝政核心积弊，切中要害、极具远见。李忱听罢深以为然、倍加赞叹，深知蒋伸心怀社稷、眼光独到、有宰辅之才。他特意再三挽留蒋伸单独对谈，恳切言道：“他日朝堂人多事杂，朕便再无机会与卿单独纵论天下政事。”不久之后，便破格擢升蒋伸，拜其为宰相，委以中枢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