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赵炅即位之初，政局初定、海内未安，南方割据势力尚未尽数平定，西北边地亦未彻底安稳。为稳定北方边境、避免两线作战，赵炅主动延续宋太祖时期对辽的克制姿态，极力维系宋辽和平局面。两国互通使节、岁聘不绝、礼尚往来，维持着相对平稳的外交关系。为彰显己方诚意、打消辽朝戒备之心，赵炅甚至特意将宋太祖赵匡胤生前的御用器物、遗留珍宝赠予辽廷，以示宋室无北开战端、觊觎幽云之心，意图麻痹辽朝，为自己整军备战、统一海内争取充足时间。
看似和睦的邦交之下，宋廷整军经武、修缮甲兵、操练士卒、囤积粮草的动作从未停止。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出使宋朝归国的辽臣耶律虎古，凭借敏锐的军政洞察力，精准识破宋太宗隐忍蓄力的真实意图。他明确向辽景宗进言，指出赵炅日夜整顿兵马、修缮军械，其志必在北伐北汉，北汉为辽朝藩属屏障，宋若灭汉，则辽南境门户大开，恳请辽廷提前调兵布防、预做戒备。
彼时辽朝朝政松弛、君臣怠惰，权臣韩匡嗣素来轻视宋军战力、心存侥幸，认为宋廷新君继位、根基未稳，且连年休和、无北伐之力，极力驳斥耶律虎古的预判，力劝辽景宗不必多虑、无需设防。辽景宗最终采纳韩匡嗣的怠政之议，荒废边备、未做任何军事部署，致使辽朝对即将到来的宋汉战争毫无防备。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炅一切准备就绪，正式大举出兵讨伐北汉。北汉紧急向宗主国辽朝求援，辽廷仓促调遣援军南下驰援，兵备仓促、军心涣散、调度混乱。宋军早有预案，大将郭进率军扼守石岭关天险，以逸待劳、阻击辽援，一战大破辽军主力，辽军死伤惨重、溃败北逃，彻底丧失驰援能力。宋军顺势攻破太原，覆灭北汉，终结五代以来河东割据之势。
平定北汉、统一北方之后，赵炅心生骄矜、志得意满，意图乘连胜之威、一鼓作气收复幽云十六州，彻底洗刷中原百年边患。宋军未经休整、粮草不继、士卒疲敝，便仓促转兵北上、直抵幽州城下。然而孤军深入、后援不足、师老兵疲的弊端彻底爆发，宋军攻坚乏力、军心懈怠，最终在高粱河之战中遭遇辽军精锐反扑、全线溃败，赵炅本人狼狈奔逃、身负箭伤，宋军军械粮草尽数遗弃，北伐精锐损耗惨重，收复幽云的首次大举北伐以惨败告终。
高粱河一败彻底击碎了宋辽和平格局，两国邦交彻底断绝，使节不通、边衅大开，自此开启长达二十余年的持续战争状态，河北、河东边境烽烟四起、连年征战。
高粱河战败未久，辽军挟大胜之威南下报复，满城之战爆发。宋将刘延翰临危受命，统率边境守军布阵御敌，利用天时地利、巧用战术，大破韩匡嗣、耶律沙所率的辽军主力，斩获颇丰，一举遏制辽军南下势头，稍稍挽回宋军颓势。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辽军再度兴兵入寇雁门关，宋将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帅，统领边关精锐据险御敌。杨业凭借雁门关天险，率轻骑迂回突袭，大破辽将萧多啰、李重诲部，斩杀辽军主将、俘虏众多辽兵，创下宋辽战争中经典的以少胜多战绩，威震辽朝，时人誉为“杨无敌”。
但宋辽战局始终处于拉锯互胜的胶着状态，宋军并非稳占上风。同年，辽帝耶律贤亲率大军进犯瓦桥关，击溃宋将杨重进所部宋军，宋军损兵折将、防线后撤。自此宋辽双方各有胜负、互有得失，两国君臣皆认清对方战力不容小觑，不再轻敌冒进，用兵愈发谨慎，边境进入审慎对峙阶段。
高粱河的惨败、边境的拉锯，始终未能磨灭赵炅收复幽云、一统河山的执念。他并未因一时战败而放弃北伐战略，对内日夜整顿边军、修缮河北河东防线、操练士卒、储备战备；对外推行联夷攻辽的合围策略，积极遣使联络辽朝周边的鞑靼、定安、女真、高丽等部族与藩国，许诺封赏、缔结盟约，意图从东、西、北三面合围孤立辽朝。但诸部族各怀私心、首鼠两端，或畏惧辽朝兵威、或贪图中立自保，大多虚与委蛇、不肯真心出兵，这场宏大的外交合围策略最终收效甚微，未能形成实质性的抗辽联盟。
与此同时，北宋朝堂内部对辽政策的分歧彻底激化。以赵普、李昉、张齐贤为首的主流文臣集团，极力倡导弭兵论，坚决反对太宗持续发动对辽战争。群臣接连上奏，直言连年征战耗空国库、疲弊民生、死伤无数，河北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芜、百业凋敝，恳请朝廷罢兵休战、固守边防、休养民力、专注内政。
雍熙三年（986年），赵炅力排众议、不顾朝野反战声浪，倾尽举国之力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北伐，史称“雍熙北伐”。此次北伐筹备数年、兵力空前，却因将帅失和、指挥脱节、轻敌冒进、后勤不济等多重弊病，再度全线崩盘，惨败收场。同年年底，君子馆之战爆发，宋军遭遇宋辽开战以来最惨重的一次溃败，数万精锐边军全军覆没，河北边防精锐彻底损耗殆尽，宋军自此彻底丧失主动北伐的实力与底气。
接连两次举国北伐惨败、精锐尽丧、国力透支，让赵炅的北伐意志彻底动摇，不得不正视现实，逐渐接纳朝堂主流的弭兵守成国策，宋朝对辽战略正式发生根本性转折，确立守内虚外的基本格局：彻底搁置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宏大计划，不再主动兴兵北伐；同时转变策略，全力经营边防，在河北、河东沿线增派重兵、修缮城池、构筑堡垒、开挖壕沟、囤积粮草军械，构建层层纵深的防御体系，由主动征伐转为被动固守。
自此辽朝掌握战场主动权，多次兴大军南下侵宋，但宋军依托坚固城防、险要地形，以逸待劳、坚壁清野、固守不战，屡屡成功击退辽军进犯，稳住了北方边境防线，形成“辽攻宋守、相持不下”的固定战局。
雍熙三年（986年）也是宋辽战事最为密集惨烈的一年，系列大战接连爆发。先是飞狐口之战，宋将田重进率军北上，在飞狐口以北大破辽将大鹏翼所部，生擒辽军主将，取得局部大胜。但局部胜利无力挽回全局颓势，随后的岐沟关之战中，宋军主力主帅曹彬轻敌冒进、粮草断绝、军心大乱，被辽太后萧绰、名将耶律休哥亲率的辽朝精锐主力击溃，十万宋军溃败奔逃、死伤无数，雍熙北伐彻底崩盘。
战局持续恶化，西路宋军亦遭重创，名将杨业孤军深入、援绝兵尽，在陈家谷之战中被辽将耶律斜轸、萧挞凛重兵围困，力战被俘，誓死不降、绝食殉国，成为宋辽战争中最悲壮的战事之一。同年冬的君子馆之战，宋将刘廷让所部数万大军被萧绰、耶律休哥合围全歼，宋军战力跌至谷底，辽军声势大振、气焰极盛，北方边境岌岌可危。
就在宋军全线溃败、朝野士气低迷之际，代州土磴寨之战传来捷报，大臣张齐贤亲自率军御敌、出奇制胜，击败来犯辽军，斩获敌军辎重人马，为惨败之后的宋朝稍稍挽回颜面、提振军心。
此后数年，宋辽拉锯战事仍在持续，宋军依托成熟边防体系屡获守御胜利。端拱元年（988年），唐河之战爆发，宋将李继隆、袁继忠协同作战、奋勇杀敌，大破南下辽军，稳固河北防线。
端拱二年（989年）正月，赵炅深感连年战祸、国策迷茫，遂下诏命文武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开启北宋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辽国策大讨论。温仲舒、张洎、王禹偁、田锡、寇准、赵普等朝野重臣纷纷上奏献策，各抒己见、剖析边患、评议得失。
群臣奏疏侧重点虽各有不同：或剖析将帅优劣、或核算财政损耗、或陈述边民疾苦、或辨析攻守利弊，但全员达成统一共识——摒弃主动北伐、坚持单纯防御、主张休兵通好。
众臣纷纷总结两次北伐惨败的深刻教训，直言当下宋廷将帅乏人、士卒疲弊、国库空虚、民生困顿，根本无力再战，当务之急是整顿军政、裁汰冗兵、安抚百姓、深耕内政、固本培元，而非穷兵黩武、追求边功。诸多奏疏细致描绘了连年战火之下河北大地的残破景象：田地荒芜、村落废墟、流民遍野、白骨露野，百姓饱受兵戈之苦，恳请朝廷息兵安民、绥靖黎庶。
其中王禹偁言辞最为尖锐犀利，直接直指太宗执政过失。他直言河北边民早已不堪战乱重负，非但不支持朝廷北伐，反而将辽军反攻、边境浩劫的罪责归于帝王穷兵黩武。他更是激烈批评赵炅“轻用雄帅，深入敌境”，是竭苍生之众力，务青史之虚名，一针见血点破帝王好大喜功、急于建功的弊病。
至此，反战主和、固守息兵彻底成为北宋朝野绝对主流的舆论与政治共识。
国策辩论同年，宋辽再战，徐河之战打响。宋将李继隆、尹继伦密切配合、夜袭辽营，大破辽国第一名将耶律休哥所部，重创辽军精锐，斩杀众多辽兵、缴获无数军械。此战之后，辽军精锐受损、锐气大挫，数年之内不敢大举南下入寇，北方边境迎来短暂的安宁休整期。
虽已接纳守御国策、朝野主和声浪滔天，但赵炅内心仍未彻底放下北伐执念、帝王颜面。淳化元年（990年）十月，面对辽朝持续小股入寇、边境不宁的局面，赵炅当众放言：“若将来北虏入寇，朕当亲讨。”依旧表露御驾亲征、再伐辽朝的强硬姿态。最终在大将李继隆恳切劝谏、剖析利弊、力陈再战之弊后，赵炅方才冷静下来，彻底打消亲征北伐的念头。
历经数年的战局沉淀、朝野劝谏、民生反思，赵炅终于彻底认清现实、幡然醒悟。淳化四年（993年），赵炅公开自省过往国策失误，坦然承认早年执意北伐、屡启战端，皆是自己年少气锐、好大喜功所致的过失，正式确立“四夷当置之度外”的治国理念，彻底放弃开边拓土、收复幽云的执念，将治国重心完全转向内部安定、民生休养。
淳化五年（994年），赵炅彻底放下帝王身段，两次派遣私使远赴辽廷，主动寻求停战议和、重归睦邻邦交。此番求和之举仅见于《辽史》记载，宋代官方史料无一字记录，可见太宗已然自知国策失误、羞于载史，只求悄然止战。但辽朝凭借连年战胜的绝对优势，轻视宋廷、拒绝议和，宋辽和平契机彻底破灭，边境对峙依旧持续。
至道元年（995年），宋辽边境再度爆发两场关键守御之战，宋军延续守御国策、接连取胜。府州之战中，宋将折御卿率蕃汉守军坚壁拒敌、奋勇死战，成功抵御辽将韩德威的大举进犯，守住西北边州重镇。同期的雄州之战，宋将何承矩依托城池防线、巧用谋略、精准御敌，再度击退辽军入寇，接连两场胜利稳固了北宋河北、西北边防，为太宗朝末年的宋辽对峙画上了稳定的句号。
纵观宋太宗一朝对辽国策，历经隐忍蓄力、主动北伐、惨败拉锯、朝野辩策、弃战守内、遣使求和的完整转折，最终彻底终结宋初主动收复幽云的战略，奠定北宋百年守内虚外、重文轻武、被动御边的基本国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