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一朝，对外征伐接连受挫、边疆经略全面失败，王朝战略被迫转向守内虚外。而在大宋内部诸多社会矛盾之中，四川地区的阶级对立与民生危机最为尖锐、最为激烈，成为北宋初年王朝统治最大的内部隐患。长期积压的苛政压迫、土地兼并、人身奴役、官府垄断、天灾人祸层层叠加，最终彻底引爆民变。淳化四年（993年），四川爆发震动朝野的王小波、李顺农民大起义，席卷整个川蜀大地，一度割据建国、动摇西南半壁江山。宋太宗赵炅紧急派遣心腹宦官王继恩统领禁军入川镇压，历经两年拉锯清剿，直至至道元年（995年），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才被朝廷彻底平息。
四川自古号称“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物产丰饶、民生富庶，自秦汉以来便是中原王朝的财赋重地。但自唐末五代乱世以来，这片沃土长期沦为地方割据势力的自留地，与中原王朝长期隔绝、自成体系。前后蜀两个割据政权先后盘踞蜀地数十年，历代割据军阀只顾搜刮民脂民膏、奢靡享乐、充盈私库，对底层百姓极尽压榨剥削，毫不顾惜民生疾苦，使得蜀地社会积弊深重、矛盾根深蒂固。
从地缘格局来看，四川盆地四面高山峻岭环绕、关隘林立、地势险阻，自古便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称，封闭的地理环境让此地成为天然的割据沃土。唐末席卷全国、横扫南北的黄巢农民大起义，转战黄河、淮河、长江、珠江四大流域，彻底扫荡了中原、江南、岭南的世族豪强与藩镇势力，极大冲击了各地落后的生产关系，唯独未能攻入四川、波及蜀地。正因如此，蜀地盘踞百年的世家大族、地方豪强、门阀势力从未经历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暴力清洗，根基完整、势力盘根错节，依旧牢牢掌控土地、人口与地方权力，使得农民阶级与地主豪强阶级的矛盾，远超中原各路、达到极致尖锐的地步。
唐末天下大乱之际，长安沦陷、中原倾覆，唐僖宗率领大批皇室世族、官僚权贵避难入蜀，大量中原衣冠士族、豪门望族随之迁居四川避乱。五代战乱不休，中原战火连绵、屠戮频繁，“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进一步壮大了蜀地世族豪强的势力根基。直至北宋一统中原、平定后蜀之初，蜀地依旧保留着唐代乃至唐以前落后封闭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土地兼并程度、人身依附压迫远超久经战乱、经过洗牌的中原地区。
蜀地豪强大族垄断绝大多数良田沃土，疯狂兼并自耕农土地，掌控大量底层依附人口，形成极具地方特色的旁户制度。史载：“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为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所谓旁户，实质是高度依附豪强地主的世袭佃农，近乎半奴隶身份，世代被牢牢固定在地主土地之上，无法迁徙、无法脱籍、无法自立，对豪强拥有极强的人身依附性。
这些底层旁户，既要向豪强地主缴纳高额地租、承担无偿劳役、供其肆意役使，还要全额承担官府摊派的赋税、徭役、杂捐，所有层层盘剥的压力尽数压在底层百姓身上。据宋代户籍统计，川峡地区旁户占全区总户数七成以上，偏远州县更是高达八成至九成，一户世家大族往往掌控数千户旁户，世代奴役、层层压榨、盘剥无度。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蜀地底层百姓遭受的剥削最为严酷、生活最为穷苦、生存空间最为狭小，推翻豪强压迫、挣脱人身枷锁、改变贫富格局的诉求，也最为强烈、最为迫切。
除却根深蒂固的地方旧弊，北宋灭蜀之后的一系列暴政苛政，彻底压垮了蜀地民生，成为起义爆发的直接推手。乾德三年（965年）宋军平定后蜀，将士军纪涣散、纵兵掳掠、肆意搜刮，对蜀地百姓造成极大创伤。平定后蜀之后，北宋朝廷为充盈中央府库、掠夺蜀地百年财富，将后蜀皇宫、官府囤积的百年积蓄尽数迁往开封：金银珠宝、铜币珍玩等贵重“重货”，绢帛布匹、锦缎丝绸等商贸“轻货”，无一遗漏。
为完成这场举国掠夺式的财富搬运，朝廷强行征发数万民夫，水陆两路昼夜兼运，这场浩大的财富转运工程持续十余年之久。无休止的徭役、无偿的劳力、严苛的督役，彻底耗尽了蜀地民力，让本就困苦的百姓雪上加霜。
蜀地成都平原人稠地狭、耕地有限，百姓仅靠农耕难以糊口，多数农户世代兼营纺织、采茶、织造等家庭手工业与副业，以此补贴家用、维持生计。然而北宋朝廷为垄断蜀地富庶商贸、独占茶布暴利，先后设立博买务、茶马专卖制度，彻底斩断百姓生路。
博买务垄断全境布帛贸易，严禁百姓、小商贩自由织造、自由买卖，所有布匹锦帛必须由官府低价统购、高价统销。地方豪强趁机勾结官府、操纵市价、释贱贩贵、投机倒把，层层盘剥渔利，无数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小商贩倾家荡产，民间家庭手工业彻底崩塌。随后朝廷又将蜀地茶叶纳入官方专卖体系，对茶农低价强购、压价盘剥，灾年之时更是低价收茶、高价售粮，双向掠夺底层百姓，导致大批茶农破产流亡、生路断绝。
人祸未止，天灾又至。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四川全境遭遇特大旱灾，田地干裂、颗粒无收、粮价飞涨、饿殍遍野，爆发大面积严重饥荒。在百年旧弊、宋初苛政、官府垄断、豪强盘剥、特大天灾的层层逼迫之下，走投无路、求生无门的蜀地百姓，最终揭竿而起、奋起反抗，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就此爆发。
淳化四年（993年）二月，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味江镇）茶贩王小波，目睹民生疾苦、看透世道不公，聚集数百贫苦旁户、破产茶农、失地贫民，正式举兵起义。他当众振臂高呼，喊出震烁千古的起义口号：“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这句直击封建社会核心矛盾的口号，瞬间点燃了蜀地百姓的反抗怒火，饱受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的底层民众争相归附，起义队伍一夜壮大。义军顺势攻克青城县，随后转战邛州、蜀州下辖各县，一路所向披靡、秋毫无犯、赈济贫民、惩治贪官豪强，深得民心。
随后王小波率军直扑彭山县，斩杀贪暴恣横、搜刮无度的县令齐元振，当众清算其贪腐家产、尽数分给贫苦百姓，民心彻底归附，起义队伍迅速扩张至一万余人，声势初成。此后义军继续转战邛州、蜀州各地，连克乡镇、瓦解地方官府统治。
淳化四年十二月，起义军与西川宋军主力激战于蜀州江原县（今四川崇州江源乡），宋军将领张玘负隅顽抗、节节败退，眼见正面不敌义军，竟暗中施放冷箭偷袭。激战正酣的王小波毫无防备，被冷箭射中前额、重伤流血。
身负重伤的王小波依旧战意不灭、身先士卒、屹立阵前、从容指挥，强忍剧痛督促全军冲锋，最终击溃宋军主力、斩杀宋将张玘、成功攻占江原县城。但王小波因伤势过重、流血不止，最终壮烈牺牲。
领袖殉难，义军军心未乱。全军将士公推王小波妻弟李顺继任义军领袖，继续高举“均贫富”大旗、坚持反宋抗争。李顺接手义军之后，整肃军纪、安抚部众、整合兵力、严明号令，义军战力再度暴涨，接连攻克蜀州、邛州两大重镇，队伍迅速扩充至数万人。
义军乘胜势席卷川西平原，先后攻克永*康军、双流、新津、温江、郫县、彭州、汉州等地，彻底扫清成都外围所有州县，对四川政治中心成都府形成四面合围之势。
淳化五年（994年）正月，李顺率领数十万义军猛攻成都城池，宋军守军溃败、无力抵抗，西川转运使郭载连夜弃城逃亡，宋将卢斌率残部退守梓州。正月十六日，义军彻底攻克成都府，起义队伍急剧扩张至数十万之众，声势席卷全川。
占据成都之后，李顺正式建国建制、割据一方，建立大蜀政权，自立为大蜀王，改元应运。全军将士统一刺字标识，皆刺“应运雄军”四字，确立军政体系、完善政权规制。随后大蜀政权分兵四路、四面拓土，疆域极速扩张：东至三峡巫峡、北抵剑门关、南达嘉州、西控川西群山，几乎囊括四川大半疆域，北宋在川蜀的地方统治体系彻底土崩瓦解。
成都失守、蜀地尽失的消息传至开封，宋太宗赵炅大为震恐，深知蜀地财赋关乎大宋国库根本、西南动荡危及王朝根基，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当即做出紧急军事部署：以自己最亲信、最信任的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统领中央精锐禁军，从剑门古道入川，正面镇压义军；同时另遣雷有终、裴庄、尹元等将领，率军从湖北夔门西进，东西两路夹击、合围川蜀义军。
太宗一面重兵镇压，一面屡下诏书招抚分化蜀地民众，同时任命能臣张咏为成都知府，待机入川安抚民心、治理地方、收拾残局。
淳化五年四月，朝廷官军两路推进、连战连捷：王继恩北路禁军连破剑州、绵州、阆州、巴州等川北重镇；东路官军突破夔门天险，在涪江流域大破义军、步步西进，逐步压缩义军控制区、合围成都孤城。
随后王继恩集结重兵，猛攻大蜀政权都城成都。十余万义军依托坚城、浴血死守、奋勇抵抗，与官军展开惨烈的城池攻防血战。五月六日，成都城破，官军入城屠戮，三万义军将士壮烈殉国。关于大蜀王李顺的结局，史载存有两说：主流正史记载其于城破之时兵败被杀；另有野史传闻李顺趁乱突围、辗转逃亡岭南，直至三十年后在广州被捕遇害。
成都陷落之后，官军继续清剿各地义军残部，于夔州再破义军主力，斩杀两万余义军将士，大蜀核心兵力彻底损耗殆尽。
主力覆灭、都城失守，四川各地余部依旧坚持抗争、拒不降宋。大蜀名将张余收拢各地溃散义军，重整十万兵马，沿长江顺流而下，转战川南、川东大地，接连攻克嘉州、戎州、泸州、渝州、涪州、忠州、万州、开州等重镇，依旧声势浩大、割据一方，持续对抗官军。
这场余部抗争持续经年，直至至道二年（995年）二月，张余所部义军终因孤军无援、粮草断绝、战力耗尽，在嘉州兵败，张余被俘殉难，义军主力余部彻底覆灭。
同年五月，李顺最后一支残余势力，由王鸬鹚率领，在邛蜀山区再度举兵，自称邛南王，攻打邛州、蜀州，试图再起波澜，但兵力微弱、大势已去，不久便被官军剿灭，整场起义彻底宣告失败。
纵观大蜀政权仅半年便主力覆灭、整场起义两年终归失败，核心根源在于严重的战略失误，而非单纯兵力不足、民心流失。李顺定都成都之后，误判战局、本末倒置，犯下致命军事错误：将数十万义军主力投入梓州、眉州两大战场，与宋军展开长达数十日的持久消耗战，徒耗主力精锐、错失战略先机。
更为致命的是，义军未能抢占蜀地生死门户——剑门关。剑门是北方入川唯一咽喉、蜀地第一道天险屏障，守住剑门便可拒中原禁军于川外、割据蜀地自保。义军虽曾短暂攻克剑州，但北上进攻剑门失利后，便不再集中重兵强攻、彻底掌控关隘，反而放任剑门天险掌控在宋军手中。
这一战略失策直接葬送全局：宋军中央精锐禁军得以毫无阻碍、源源不断越过剑门入川，形成重兵合围之势。宋初中央禁军历经太祖太宗百战锤炼，战力精锐、军纪严明、调度有序，采取分兵清剿、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稳妥战术，逐步蚕食义军控制区、切断各地义军联系，最终孤立成都、合围都城，彻底扑灭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蜀地农民起义，从淳化四年（993年）青城举义，至至道二年（995年）张余殉难、余部尽灭，前后历时两年有余，义军最高规模达数十万，几乎席卷整个四川盆地，重创北宋西南统治根基、震动大宋朝野。这场起义虽存续时间有限、波及范围仅限川蜀，却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历史意义深远、影响极为深刻。
其一，起义彻底扫荡了蜀地盘踞百年的世族豪强腐朽势力，扫除了阻碍川蜀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枷锁。历经起义战火的急风暴雨式清洗，蜀地世代盘踞的门阀豪强、大地主或战死被杀、或流亡逃窜、或破败覆灭、或沦为阶下囚。贪官污吏、恶霸豪强被尽数清算，其豪宅台榭沦为瓦砾、囤积私财尽数被分、隐秘地窖悉数捣毁。古诗所载“害物赎货辈，皆为白刃铄，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正是这场社会清洗的真实写照。蜀地固化百年的豪强垄断格局被彻底打破，落后的门阀依附体系轰然崩塌。
其二，彻底重塑了川蜀的生产关系与人身制度。作为起义主力的底层旁户，在抗争中尽数挣脱世代人身奴役的枷锁、打破世袭依附关系。起义平定之后，残存的旁户不再是世袭奴隶式的依附人口，转变为普通佃户、自由浮客，人身依附关系大幅松弛、社会地位显著提升、人身自由大幅增加，能够自主经营小农产业、积累私产、改善生计。川蜀自耕农数量大幅增长，底层民众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彻底扭转了蜀地落后封闭的社会结构，为宋代川蜀经济复苏、民生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同时，大量贫民在“均贫富”的革命实践中，分得豪强的屋宇、车马、财帛、粮食，短暂改善了极端贫困的生存状态。
其三，这场起义接续完成了唐末黄巢起义未竟的历史任务。当年黄巢大军横扫全国、涤荡天下豪强，唯独错失蜀地，使得此地旧弊残留、积重难返。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底层革命的方式，彻底清算蜀地百年旧势力、重塑蜀地社会结构，是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延续与深化，完成了全国性社会洗牌的最后一环。
其四，也是最核心、最划时代的历史贡献：此次起义第一次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明确、直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革命口号，标志着中国古代农民反封建斗争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
纵观历代农民抗争，平均主义思想始终处于朦胧萌芽状态：汉代赤眉军仅追求朴素的善恶公平、黄巾军向往模糊的“黄天太平”、张鲁五斗米道推行浅层的平均实践，均无明确的财产平均诉求；唐末王仙芝、黄巢虽冠以“平均大将军”名号，也仅局限于赋役公平、税负均等，斗争目标依旧模糊笼统。
而王小波提出的“均贫富”，首次将农民的抗争目标，从反对人身奴役、争取生存权利，升级为反对财产不均、追求财富平等、批判封建分配制度。这一口号简明直白、直击本质，精准揭露了封建社会最核心的阶级矛盾——贫富分化、剥削不均。
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上每一次阶级大震荡，都会将核心斗争诉求，凝练为鲜明的政治标语镌刻在时代旗帜之上。“均贫富”口号的诞生，绝非偶然，而是唐宋社会经济变革的必然产物：唐宋之际，地主土地私有制全面普及、租佃制成为主流剥削方式、土地兼并空前剧烈、贫富分化极度显性化。人身依附压迫逐步弱化，财产分配不公、阶级贫富悬殊成为社会最尖锐的矛盾。
这一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农民阶级的思想觉醒与斗争升级：农民抗争不再局限于活下去的底层诉求，而是开始主动质疑、反抗封建私有制下的不平等分配体系。虽然此次口号尚未直接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制度，但已然精准锁定封建剥削的核心症结，完成了中国农民战争从求生存到求平等的历史性跨越，为后世宋元明清无数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纲领，奠定了思想源头与精神标杆。
这场震动西南的民变，也深刻改变了宋太宗的治国心态与大宋王朝的立国走向。亲历蜀地大乱、见识底层民变的磅礴威力后，赵炅彻底忌惮内部隐患、轻视边疆外忧，最终固化了守内虚外、重安内、轻开拓的基本国策，深刻影响了两宋三百年的王朝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