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逢春再次踏上了离京的路途。
这一次，她没有带太多随从。萧煜原本想派一队禁军护送，被她婉言谢绝了——去山东寻人，讲究的是低调隐秘，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过去，还没到地方就先暴露了目标。最终，她只带了赵勇和另一名叫陈七的侍卫，三人扮作走亲戚的寻常百姓，赶着一辆不起眼的青骡车，从东城门出京。
出城的那天，天色灰蒙蒙的，空中飘着细密的雨丝，将道路淋得湿漉漉的。沈逢春坐在车中，掀开车帘，望着京城城墙在雨幕中渐渐模糊，最终化作一道淡淡的灰色剪影，消失在地平线上。
山东距京城约有八百余里，按照青骡车的脚程，大约需要走八九天。沈逢春在车上备足了干粮和水，又带了一些常用的药材，以防路上有人生病。赵勇和陈七轮流赶车，昼夜兼程，只在必要的时候停下来歇脚。
一路无话。
第八天的傍晚，他们终于进入了山东地界，抵达了济南府。
济南城比沈逢春想象中更加繁华。作为山东省会，济南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商贾云集，市井喧嚣。城中泉水众多，家家流水，户户垂杨，与京城的雄浑厚重截然不同，别有一番灵秀之气。
沈逢春在城中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客栈安顿下来，然后开始着手打听张启正女儿的下落。
张启正当年在朝中为官时，虽然以直言敢谏闻名，但并非权倾朝野的重臣，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的女儿嫁到山东郑家，郑家在济南也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只是当地一户普通的耕读之家。沈逢春在济南城中打听了两天，才从一个老秀才口中得到了一点有用的线索——郑家住在济南城西的芙蓉街，家中有一位寡居的媳妇，姓张，据说是京城某位官员的女儿。
沈逢春当天下午便找到了芙蓉街。
芙蓉街是一条不宽的巷子，两侧排列着青砖灰瓦的民居，巷道整洁，环境清幽。沈逢春沿着门牌号一路找过去，在巷子深处的一座小院门前停下了脚步。
院门是普通的木门，门环已经生了铜绿，门前的石阶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院墙不高，能看到院内一棵老槐树的枝丫伸出院墙，在微风中轻轻摇摆。
沈逢春深吸一口气，抬手叩响了门环。
过了一会儿，门内传来一阵脚步声，门被打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中年妇人的脸。妇人穿着素色的粗布衣裳，头发简单地挽在脑后，面容清瘦，眉眼间带着一股与普通农妇不同的书卷气。
她打量着门外的沈逢春，目光中带着一丝警惕：“你找谁？”
沈逢春行了一礼，礼貌地问道：“请问，这里是郑家吗？我找一位姓张的夫人。”
妇人的目光微微闪烁了一下，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开口：“我就是。你是谁？”
沈逢春看了看四周——巷子里没有其他人。她从袖中取出那枚梅花玉佩，托在掌心中，递到妇人面前：“张夫人，可否借一步说话？我有一样东西，想给您看看。”
妇人的目光落在那枚玉佩上，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她盯着玉佩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重新审视着沈逢春。最终，她侧身让开了门：“进来吧。”
沈逢春跟着她走进院子。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墙角种着一畦青菜，晾衣绳上挂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裳。妇人引着她走进堂屋，关上了门，然后转过身来，目光直直地看着她：“这枚玉佩，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是一位故人给我的。”沈逢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张夫人，您认识这枚玉佩？”
妇人的目光复杂地看着她，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走到墙角的一只旧木箱前，打开箱盖，从最底层翻出一只扁平的木匣，打开。
木匣里躺着一枚玉佩——与沈逢春手中的那枚，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那枚玉佩上刻着的字，不是“逢春”，而是“怀瑾”。
沈逢春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妇人抬起头，看着她，声音平静中带着一丝颤抖：“这枚玉佩，是我父亲留给我的。他说，如果他有一天不在了，让我带着这枚玉佩，去找一个叫沈怀瑾的人。但沈怀瑾已经死了，我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她顿了顿，目光落在沈逢春脸上：“你既然带着另一枚玉佩来找我，想必你就是沈怀瑾信中提到的那个‘逢春’吧？”
沈逢春点了点头：“是。”
妇人沉默了片刻，然后转身从木匣底部取出一封泛黄的信，递给沈逢春：“这是我父亲临终前托人带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说，如果他出了事，就把这封信交给持有另一枚玉佩的人。”
沈逢春接过信，展开。信纸已经脆弱得仿佛一碰就会碎裂，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
信的开头只有一句话——
“逢春侄女，见字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