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老霍问梁博拿了身份证，找人给他办了个港澳通行证商务签注。过关那天，梁博在罗湖排了四十分钟队。
他穿得比平时整齐，一件深色衬衫，裤线上还留着刚叠出来的印子。他兜里揣着老霍给的那张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一个名字、还有一句“到了打这个电话“。纸被他在车上摸了三遍，边角都软了。
香港的天比广州潮湿，但近海边有海风。出关那一下，他听见周围全是听不懂的话，语速快得像在吵架。他站在关口外头愣了两秒，才想起来该往哪边走。
来接他的人是个穿黑夹克的中年男人，话不多，只问他：“第一次来？“
“嗯。“
“跟我走。“
他那台灰色捷达是两天前拖过来的。
内地的车不能自己开进香港——头一回只能拖。老霍找了个跑中港运输的司机，走文锦渡过的关，连手续带拖车费一共两千八，够他在广州跑半场。老霍在电话里跟他说：“你先跑着，牌照的事我再想办法。“车停在湾仔一个停车场的角落里，钥匙他贴身带着，晚上睡觉压在枕头下面。
那晚的场子在港岛南区，靠着海。路是山路，一边是石壁，一边是黑压压的海，弯一个接一个，灯也没几盏。梁博把车停在待发区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不是怕，是这条路跟他跑过的所有路都不一样：窄、急、没有缓冲。广州那些山路好歹还有一段缓冲带，这里没有，出了线就是石头，就是海。
第一圈他就明白了：这批人不比内地那批人慢，只是跑法不同。他们不抢起步，也不会为了半个车身去赌命；他们抢的是线——过了这个弯，下一段路就是他们的。
场边站着的人也不一样。内地那边的人多数是庄家和赌客，眼睛盯着钱；这边的人穿得像来跑步的，运动鞋、短裤、毛巾搭在肩上，有人还牵着狗。可梁博看得出，这些人里有一半是真正的车手——他们看车的方式跟他一样：不看马力，看线。
“新来的？“有人递给他一瓶水。
“广州来的。“
“广州。“那人笑了一下，笑得不轻也不重，“那边也跑这种路？“
“跑。“
“那你要记住一件事。“那人把水塞到他手里，“这条路没有第二次机会。你过不去，就是过不去；你要试第二次，海就在下面。“
梁博抬头看了看那条路。灯很稀疏，靠海那一边的护栏是水泥的，比人高不了多少。
梁博排位排在第三。发车之后他没争，压着节奏跟了两圈，把前头两台车的刹车点、进弯角度、出弯油门一脚一脚记在心里。
第三圈末，他动了。
那个弯是连续的下坡弯，路面斜着往海里倾。前面那台白车照旧走外侧，梁博没有跟着——他从内侧贴过去，靠着山的这一边，把车压在最低的线上，收油、带方向、出弯。等他回到外线的时候，已经出现在那台白车前面多半个车身的位置了。
场边有人喊了一声。
可下一圈他就被压住了。
那台白车是个老手，被他过一次之后，立刻改了跑法：不再跟他抢进弯的角度，而是在每个弯的出口前就提前把车摆正，用车身宽度卡住他出弯后的加速线。梁博跟了两圈，试过从外侧绕、试过在直道上贴尾流，都没够。
他不急了。他把车速放慢半拍，甘愿在后面多吊了一段路，一边吊一边数那台车的动作：进弯的时机、收油的深浅、右脚的落点。
数到第四个数的时候，他找到了那个漏洞——那台车在连续两次左弯之间，习惯性地把方向回得太快，每次都会空出右侧半个车身。
他在下一个左弯里，从那半个车身的位置进去了。
最后一圈最后一个弯，他前面只剩一台车。那台车的司机比他熟这条路，可梁博知道他有一个习惯：每到右弯之前，他都会早半秒点一下刹车。就这半秒，梁博从外侧抢了进去。
冲线的时候，海风灌进车窗，他听见自己的强劲有力但有在乱跳的心跳。
那一晚的钱，按场子里的说法，叫“茶钱“——没有人把这个词说明白。钱是散的，一沓一沓，塞进一个牛皮纸袋里。他数完，手心里都是纸的油墨味。这一笔，够他把账上的七万削掉两万。
钱是当晚在酒吧里花的。
那是铜锣湾一家不显眼的酒吧，门口没有明显的招牌，推门进去却挤满了人。带他来的港仔把他往前一推，喊了一声：“醒哥！这位是广州来的梁博，刚才跑赢了！“
一片嘈杂里，只有一个人没起哄。
那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穿一件亮黄色的吊带裙，耳朵上挂着一对挺特别又挺夸张的耳环。她坐在吧台边上，一只手支着下巴，从人群的缝隙里看着他，眼睛里没有打量，只有好奇——仿佛是像一只猫懒洋洋的趴在岸边正在观察着刚给捞上来的鱼。
“你就是赢了的那个？“她问。她说普通话，尾音却往上翘，听得出是硬学的。
“运气。“
“不是运气。“她摇头，“我全看完到了。你是从内侧过他的，还是在下坡弯。“
梁博看了她一眼。
“我叫陈嘉荞。“她把手伸出来，掌心朝上，“铜锣湾有间店，卖饰物的。你以后要送人礼物，来我这儿买。“
她说话的时候耳环跟着晃了两下。“我在巴黎待了四年，去年才回来的——学的是美术设计，回来也没干别的，就开了间店。“她说得挺随意，好像那四年只是“出去逛了一圈“。
她的指甲涂着亮色，手腕上挂着三四条细细的手链，一动就响。她说话像没完没了的连珠炮，问他从哪来、跑车多久、为什么第一次来香港就敢从内侧过弯。梁博答得很短，她就自己接下去说，一点不觉得冷场。
那一晚他被灌了很多酒，多半是陈嘉荞替他挡的。她说：“你是客人，客人不可以醉。“可她自己喝得脸颊发红，笑起来眼睛弯成一条缝，像个小孩子拿到了想要的糖。
散场是凌晨两点。她叫了车送他回酒店，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认认真真地问了一句：
“梁博，你会不会一直赢下去？“
他答得很快：“会。“
快得像不用经过任何思考一样。
她笑起来，又拉着他往街口走了两步，说饿了，非要吃一碗鱼蛋粉。那家小店在一个不起眼的街头上，只有几张塑料凳，锅里冒着白汽。她吃得很香，一边吃一边讲她今天怎么跟供应商吵架、怎么把一批货压到七折。梁博听着，偶尔“嗯“一声。
“你怎么话这么少？“她抬头看他。
“我不太会讲。“
“那你就听我讲。“她把最后一颗鱼蛋夹给他，“反正我很会讲。“
那一刻他忽然想起广州：想起南泰路的铺面、想起杨真和蹲在门口抽烟的样子、想起郑若彤坐在他公寓沙发上刷手机的样子。那些画面很近，但又仿佛是隔了一层玻璃，慢慢清玻璃又变得模糊起来了。
他没有多想。他把那颗鱼蛋吃了。
第二天中午她带他去看铺头。
那间店在铜锣湾一条街上，门面不宽，玻璃柜里摆着耳环、手链、胸针，每一格都收拾得很干净。她拉开柜子给他看新到的一批货，一边说这批是从韩国进的，一边随手掰下一副耳环往自己耳朵上比，问他“好不好看“。他说好看，她就笑。
柜子最上面那一排和别的货不一样：每副下面压着一张小卡片，卡片上是手写的号数和名字。“这几副是我自己画的图，托厂里做的。“她说，“做得慢，一个季度就那么几对。“梁博伸手想去拿，又收回来了——他不认得那些料子，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送过人礼物吗？“她忽然问。
“送过。“
“送什么？“
“包。“
“包？“她的眉毛挑起来，“女孩子收到包会开心，但很快就会忘记是谁送的。你送耳环就不一样——耳环天天戴，天天想起你。“
梁博没接话。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一柜子的耳环，心里忽然掠过一个念头：郑若彤上次收到那个包的时候，也只是说了一句“谢谢“，然后就放到了一边。他那时候以为她是累。
“你在想什么？“陈嘉荞忽然问。
“没什么。“
“你在想广州。“她把那副耳环比回架子上，“我看得出。“
梁博看了她一眼。
“我爸讲过，“她耸耸肩，“一个人不想说的事情，问了也没用。所以我不问。“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轻松，像在讲别人的事。梁博忽然发现，这个女孩比他小几岁，可看事情比他清楚——她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而他这半年见过的人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程先生和顾建国。
回到酒店房间，他坐在床边，掏出手机。屏幕上有一条未接来电，是下午六点打的，广州的号码。
他拨回去。响了五声才接通。
“喂。“郑若彤的声音有点哑，背景里像是打印机的响声。
“你还在公司？“
“嗯，赶一个表。“她那边翻着纸，“你到香港了？“
“到了。刚跑完。“
“赢了吗？“
“赢了。“
“那就好。“她停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句，“注意安全，你早点睡，我这边还得忙一阵。“
电话挂了。梁博看着屏幕暗下去，忽然觉得那句“那就好“很轻，轻得像不是对着他说的。
他又想起前几个月，她打电话来能从晚饭聊到睡觉，讲同事的八卦、讲那双没抢到的鞋、讲第二天要去哪家店吃什么。现在她的电话越来越短，短到只剩下“你吃了吗““早点睡“。
他没往深处想。他只当是她在忙。
那一晚他睡得并不好。窗外的香港夜色亮得不像话，霓虹从窗帘缝里隐隐约约透进来，在墙上换着颜色。他躺在床上，脑子里却一直在跑那条山路——下坡、贴山、收油带方向。
他那时候并不知道，就在这间酒店的另一层，陈嘉荞正拉着朋友讲刚才那一场车，讲得手舞足蹈；而在广州，还有一个人守在复印机旁边，一边数表格的行数，一边盘算明天几点能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