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平的车，停在兵工厂后门外的那条小巷里。
那是一条连乞丐都不愿过夜的死胡同。巷子窄得只能容一辆卡车勉强掉头，两侧是斑驳的青砖墙，墙皮剥落得像得了麻风病，露出里面灰黄色的土坯。墙根下堆着不知谁家倒的泔水和烂菜叶，结了冰，在昏黄的路灯下泛着令人作呕的油光。风一吹，那股酸腐的臭味便钻进鼻腔，像一把钝刀子在鼻腔黏膜上反复刮擦。偶尔有野猫从墙头窜过，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叫声，在这深夜里格外瘆人。
车是一辆破旧的福特卡车，美国货，早年间跑运输留下的老古董。这车比段平岁数都大，是抗战胜利后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的战利品，几经转手才落到段平手里。引擎盖上的漆早就掉光了，露出红棕色的铁锈，像一块溃烂的皮肉，用手一抠就能掉下一大片。车斗上盖着厚厚的帆布，那帆布原本是军绿色的，如今被岁月和风沙染成了灰黑色，像一块裹尸布。帆布上又刻意泼了层脏水和煤灰，最后再盖上一层从路边扫来的新雪，远远望去，就是一堆无人问津的垃圾，和这肮脏的雪巷融为一体，连最贪心的拾荒者都不会多看它一眼。
段平坐在驾驶室里，双手紧握着方向盘。那方向盘上的胶皮早已磨秃，露出里面的钢丝，摸上去像砂纸一样粗糙，每一次握紧都能感到钢丝扎进掌心的刺痛。他的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手背上青筋暴起，像老树的根，蜿蜒盘错，每一条都绷得紧紧的，仿佛随时会断裂。他穿着一件破羊皮袄，那皮袄原本是白色的，如今已经变成了黑褐色，领口一圈油腻的羊毛早已看不出本色，硬邦邦地支棱着，像刺猬的背。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帽耳朵护着脸，只露出一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那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犹豫，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专注，像猎人等待猎物时那种死寂的平静。脸上抹了厚厚一层煤灰，煤灰嵌进皱纹里，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在这冰天雪地里冻僵了的东北车把式，一个随时会倒下去再也不会醒来的死人。
他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足够一个人把一辈子最要紧的事情想上三遍。段平不是个爱胡思乱想的人，他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中度过，像一块石头，像一截枯木。但此刻，在这辆破车里，在这条死胡同里，在这漫天风雪中，他的脑子里却像走马灯一样翻腾着无数画面——高飞的脸，秦康的脸，王捷的脸，还有那些他叫不出名字的机器，那些冰冷的钢铁，那些他亲手摸过无数次的齿轮和轴承。
风雪像无数根钢针，从车窗的每一道缝隙里钻进来，割在脸上，钻进脖子里。车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冰，用手指一敲，发出清脆的响声。但他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风雪封住的冰雕。他的耳朵，竖得像天线，捕捉着厂区里的每一个动静，哪怕是一声老鼠的尖叫，他都不会放过。他的听觉在这两年里被训练得异常敏锐，能分辨出厂区里每一种声音——老鼠在墙缝里跑动的窸窣声，风刮过铁皮屋顶的呼啸声，远处火车经过时的轰隆声，还有……还有那种让他心跳加速的脚步声。
可是，两个小时过去了，后门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静悄悄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那扇铁门他太熟悉了。门上的红漆早已褪尽，只剩下铁锈和青苔，门轴因为常年缺油而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声。平时，高飞会在这个时间从那扇门里溜出来，带着两三个信得过的老技工，每个人手里提着一个木箱，箱子里装着化整为零的机器部件。他们会迅速钻进车斗，用帆布盖好，然后段平发动引擎，在夜色中悄然离去。这是他们配合了无数次的默契，像钟表里的齿轮一样严丝合缝，从未出过差错。
但今晚，那扇门像死了一样，紧闭着，沉默着，拒绝吐出任何东西。
只有风刮过门缝发出的呜咽声，像冤魂在哭。那声音钻进段平的耳朵，像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他的心脏。他想起高飞临走时那严肃得近乎凝重的表情——高飞平时是个爱说笑的人，嘴上总挂着几句俏皮话，但那天晚上，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紧紧握了握段平的手，那手掌心里全是汗，冰凉的汗。他想起秦康那几天反常的忙碌——秦康是个技术员，平时最爱在车间里摆弄那些精密仪器，但那几天他突然变得神出鬼没，一会儿跑到厂长办公室，一会儿又钻进档案室，脸上总挂着一股压不住的傲气，像是掌握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他还想起王捷——那个胖胖的厂长，平时总是笑眯眯的，像个弥勒佛，但最近段平注意到，王捷看人的眼神变了，变得躲闪，变得游移，像是在掩饰什么，又像是在算计什么。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一条阴冷的毒蛇，顺着脊椎爬上来，缠住了他的心头。那蛇的信子舔着他的后颈，凉飕飕的，让他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想起了临行前上级说过的话：“这次转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机器比人命金贵。“这句话他听了无数遍，但今晚，它突然有了新的含义——如果失败了，不是机器的问题，是人出了问题。
就在这时，厂区前门方向，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
那不是风声，不是火车声，不是任何他熟悉的声音。那是汽车引擎的咆哮，还有金属与金属猛烈撞击发出的刺耳巨响，像两列火车迎头相撞，像天塌了一块下来。段平心里一惊，像被人用锥子扎了一下，浑身猛地一颤。他下意识地想要发动引擎，想要逃离，但理智像一根缰绳，死死拉住了他。他猛地推开车门，跳了下来，脚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一声脆响，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像一声枪响。他赶紧缩回墙角，探出半个脑袋，眯着眼望去。
这一看，他的心都凉了半截，浑身的热血仿佛瞬间被抽干，只剩下彻骨的寒意，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前门，灯火通明。
几盏探照灯把那片雪地照得如同白昼，白得刺眼，白得让人想流泪。探照灯的光柱在雪雾中切割出一道道惨白的光带，像舞台上的聚光灯，把黑暗驱散，却把危险暴露无遗。在那些光柱下，秦康正指挥着几个工人，用一台冒着黑烟的手扶拖拉机，拖着一台巨大的机器部件，正从那扇威严的厂门里往外挪。那部件太大了，像个钢铁怪兽，几乎堵住了半个大门。它表面涂着暗灰色的防锈漆，在灯光下泛着冷硬的色泽，每一个棱角都像刀锋一样锐利。机器在厚厚的积雪上碾压出两道深沟，积雪被压成了冰碴，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去老远，像锯子在锯骨头。
“疯了……彻底疯了……“段平喃喃自语，嘴唇都在颤抖，牙齿不受控制地打战。他认得那台机器，那是车间里最金贵的德国镗床的主轴箱，是整台设备的心脏。这台镗床是德国蔡司工厂1938年的产品，抗战前从上海运来的，一路上历经千难万险才到了这里。它的精度能达到千分之一毫米，是整个兵工厂最精密的设备，没有之一。而主轴箱，就是这台设备的心脏，里面装着三十六个精密齿轮和一根重达两百公斤的主轴，每一个零件都是用特种合金钢制造的，全国找不出第二套。秦康竟然把它从正门往外运！这哪里是秘密转移，这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是敲锣打鼓的游行，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跳秧歌舞！
他看到巡逻队的士兵再次被惊动了。这次来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班，十二个人，清一色的三八大盖，刺刀在探照灯下闪着寒光。他们把前门围得水泄不通，枪栓拉得哗哗响，像炒豆子一样密集。但奇怪的是，那些士兵并没有立刻开枪，而是围在那里，和秦康在争论着什么。段平眯起眼睛，借着雪地反射的惨白光线，看到秦康手里挥舞着一份文件，那是厂长王捷签发的“紧急抢修设备调拨单“，上面还盖着鲜红的大印。那大印在灯光下红得像血，像一块刚烙上去的伤疤。
秦康的脸在灯光下显得异常亢奋，额头上青筋暴起，嘴角挂着一丝得意的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近乎疯狂的自信，像赌徒押上了全部身家后的孤注一掷。他一边挥舞着文件，一边大声说着什么，声音被风撕碎了，断断续续地飘过来，听不真切，但段平能感觉到那种气势——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像是在宣布一个伟大的胜利。
段平靠在冰冷的砖墙上，感到一阵眩晕。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后门是生门，前门是死门。他们走了死门。
雪还在下，越来越大，像是要把这个世界彻底埋葬。段平慢慢滑坐在地上，膝盖发软，像被人抽了筋。他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雪花落在脸上，瞬间化成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分不清是雪水还是泪水。他想起高飞，想起那些老技工，想起他们曾经无数次在深夜中沉默地搬运、装车、转移，像一群影子，像一群幽灵，从未被人发现，从未被人察觉。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以为自己掌握了所有的秘密，以为自己走在一条安全的路上。
但原来，从一开始，就有人把他们推向了死门。
他不知道高飞现在在哪里，不知道那扇后门是否还关着，不知道那些化整为零的部件是否还藏在车间里，藏在煤堆下，藏在木板后。他只知道，前门的那台机器，那台德国镗床的心脏，正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拖出大门，像一具被剖开的尸体，被展览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他和那些藏在暗处的人，那些他曾经信任的人，那些他曾经并肩作战的人，此刻都成了这场闹剧的旁观者，成了被命运嘲弄的棋子。
风更大了，雪更密了，探照灯的光柱在风雪中摇曳，像垂死之人的最后挣扎。段平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膝盖，把脸埋进臂弯里。他不想看，不敢看，不愿看。但那金属撞击的声音，那士兵拉动枪栓的声音，那秦康得意的笑声，像无数根针，扎进他的耳朵，扎进他的脑子，扎进他的骨髓。
他知道自己该走了。现在就走。趁还没人注意到这条小巷，趁那辆破福特还能发动，趁自己还有力气踩下油门。但他动不了。他的身体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的灵魂像被冻住了一样僵硬。他只能坐在那里，坐在雪地里，坐在黑暗中，看着前门的灯光，听着那越来越近的轰鸣声，等着命运的铁锤落下。
等着。